2026年,赣南采茶戏与兴国山歌迎来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二十周年。二十年间,这两项扎根赣南大地的民间艺术从山野村坊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追根溯源,散落在古籍文献中的歌谣记载,既是它们的历史源头,也是今天非遗档案建设的文献根基。
方志遗韵:樵歌牧唱中的乡土回响
赣南客家山歌最早的文献记载,可追溯至晋代邓德明编撰的《南康记》,这是赣南地区最早的地方志之一。书中记录上洛山伐木工人的劳动号子,被视为兴国山歌之滥觞。北宋《太平御览》载有“虔州上洛山,多木客”;清同治版《赣州府志》进一步说明:“上洛山有木客,自云秦时造阿房宫,采木避隐于此。”府志还收录唐宋以来相关诗作,如黄宪清、李本仁的《木客吟》。苏东坡《虔州八境图》其八写下“谁向空山弄明月,山中木客解吟诗”,可见“木客能诗善歌”的传说在宋代已颇为流传。《南康记》另记赣州江上渔歌:“赣潭在郡下,昔有长者于此潭以钓为事,恒作渔父歌,其声慷慨。”这是赣南“渔父歌”最早的文字记载。
明代以降,地方志中的歌谣记载日趋丰富。明嘉靖版《瑞金县志》记载,瑞金城西北铜钵山一带常有樵夫高唱山歌,故有“铜钵樵歌”之称;铜钵山历史上广植茶树,“春时,采茶者歌声互相应答”,遂成“铜钵茶歌”一景。明嘉靖八年(1529年)状元罗洪先登临铜钵山作《题瑞金县铜钵山》,诗中“樵歌晓散担头云”一句与之相互印证。清光绪版《瑞金县志》又收录“帆影橹声之往来,樵歌牧唱之互答”等文字。
南安府(府治在今大余县)方志对渔歌、樵歌的记载尤为集中。清乾隆版《南安府志·艺文志》收录大量相关诗作,如明代上犹县令吴镐《西岭樵歌》:“担头归兴背斜日,谷口歌声动晚风。”上犹县训导孙实《北河渔唱》:“醉来独倚孤篷唱,任尔波涛日几多。”清光绪版《上犹县志》卷十八亦收录吴镐及教谕孙必达、训导孙实等人的唱和之作,其中孙必达“烹鲜载酒邀新月,欸乃无腔信口歌”一句,生动描绘了渔人即兴而歌的场景。
笔墨烟云:诗文谱牒里的农歌清音
农歌是赣南民间歌谣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乾隆五年(1740年),曾出任赣州濂溪书院山长的宋应桂在《罗田岩记》中写道:“忽闻农歌竞唱,好鸟联吟。复移步松阴下,听天半涛声,如笙簧之奏。”这段文字记录了于都罗田岩一带农歌竞唱的场景,是研究清代赣南农歌的重要史料。
大余县的“斗年歌”(亦称“年歌”)是赣南民俗歌谣的重要代表。据《南安府志》及大余县《刘氏族谱》记载,“斗年歌”最早由吉村镇上村刘永组织编演。刘永系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进士,曾任刑部主事;守孝期间受道教文化和家乡庙会文化启发,秉持“劝农兴学”之志编写“斗年歌”教人传唱,后逐渐传唱至赣南其他地区及广东、福建等客家地区。
谱牒文献中关于采茶歌的记载尤为珍贵。清道光甲辰(1844年)修石城县《熊氏六修宗谱》熊休甫传记记载:“万历应天丙子(1576年)……每月夕花晨,座上常满,酒半酣,则率小奚唱插秧、采茶歌,自击竹拊和,声呜呜然撼户牖。”说明明万历年间民间采茶歌已进入豪绅官吏府第演唱。赣县王母渡下邦村《李氏四修族谱》亦有记载:“开园摘茶前夕,皆有唱茶歌,舞茶灯之古习。”清康熙年间王维淮《公余偶吟》诗云:“秧歌小队竞招邀,高髻云鬓学舞腰。十二花篮灯簇簇,采茶声中又元宵。”这是清初客家地区“茶篮灯”融入元宵民俗的珍贵写照。
清光绪版《雩都县志》收录多首与农事、渔事相关的歌谣。雩都县(今于都县)教谕褚赉文《续增雩江棹歌》描绘端午龙舟竞渡场景;知县王颖《奉和学师褚公梦岩雩江棹歌》记录农家劳作:“力穑人家住涧阿,弯弯曲曲水田多。一年两熟是粳稻,才刈早禾插晚禾。”邑人谭欣《缫车词》写蚕妇劳作:“朝饲蚕,暮饲蚕,日日采桑,桑满篮。”同卷收录的谭欣《渔父词》则写渔家生活:“稚儿解捕鱼,弱女解荡桨。船头闲杀老渔翁,笑看阿婆坐。”这些记载从不同侧面展现了赣南民间歌谣与日常生产生活的紧密联系。
歌戏嬗变:从采茶歌舞到戏曲的升华
从山歌民谣到成熟的戏曲艺术,赣南采茶经历了漫长的演变。明嘉靖版《赣州府志》贡赋篇载“宋,贡泥片茶”;清同治版《赣州府志》又载:“九龙茶,出安远九龙嶂,雍正五年,巡道王世绳取以进贡。”名茶成为贡品,为采茶歌舞艺术的孕育提供了土壤。茶农在茶园劳动中哼唱山歌,起初只是自娱自乐的采茶歌,内容多为茶山情景、茶家之事。据《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江西·赣南卷》载,采茶歌最初先是一人干唱、无伴奏,后来发展成以竹击节、一唱众和的“十二月采茶歌”联唱。
随着时间推移,采茶歌与民间灯彩结合。赣南客家人逢年过节有舞龙灯、鲤鱼灯等习俗,茶歌与灯彩结合催生了“茶篮灯”——以纸扎茶篮为道具,舞者口唱茶歌、手舞茶篮,载歌载舞,构成采茶歌舞的雏形。明中叶以后,“十二月采茶歌”联唱进一步发展为有纸扎茶篮、扇子、边唱边舞的采茶灯。
“茶篮灯”经清初发展,丰富了曲牌、增加了节目,逐渐从灯彩活动中脱颖而出,由一唱众和改为姐妹对唱、茶童穿插,形成具有简单情节和人物的歌舞小戏;再由二女一男的“两旦一丑”体制,发展为角色更齐全的“三脚戏”“三脚班”。至此,赣南采茶完成从“歌”到“舞”再到“戏”的蜕变。清乾隆年间陈文瑞《南安竹枝词》写道:“淫哇小唱数营前,妆点风流美少年,长日演来三脚戏,采茶歌到试茶天。”可见当时赣南采茶戏已进入兴盛时期。
瓷光戏影:元代实物与杂剧的源流互证
在赣南采茶戏起源问题上,元代宁都固厚乡小洋旻窑(又称固厚窑)出土的瓷片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1979年秋,宁都县固厚公社小洋旻大队发现元代古窑址,瓷片中出现一片采茶戏“茶篮灯”表演的舞蹈场面图案:两女子起舞、手持杆灯,旁边一只茶篮内插着灯笼,其旁一男子表演走矮子步,表演场地还有荷花池、茶树和似勾栏瓦子的小楼图。据赣州市博物馆研究馆员张嗣介在《江西历史文物》1982年第1期《宁都窑址出土元代杂剧图案的瓷器》一文考证,这一发现将赣南采茶戏的诞生从以往认为的明代末年推前到元代,提早两百多年。
固厚窑瓷片上的采茶戏图案,与元代杂剧的繁荣密切相关。元代杂剧在宋金院本和诸宫调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瓷上杂剧装饰在当时成为社会风尚,固厚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将戏曲题材引入瓷器装饰。除“茶篮灯”外,固厚窑出土的青瓷碗内壁还发现“杜甫游春”纹饰,与元代杂剧作家范子安所撰《曲江池杜甫游春》情节相关联。
元代赣南的戏曲氛围还有文献印证。元末曾任赣州达鲁花赤的全普庵撒里是知名散曲作家,每日公事完毕即召集城中士大夫饮酒、欢歌、赋诗。歌伎刘婆惜途经赣州拜谒,恰逢全公以〔双调·清江引〕“青青子儿枝上结”行酒令,座中无人能续,刘婆惜应声续作“引惹人攀折,其中全子仁,就里滋味别,只为你酸留,留意儿难弃舍”,引得全公大加赞赏。这一文坛掌故说明,赣州在元明时代已形成较浓厚的戏曲歌咏氛围。
碑刻禁演:明清规制下的顽强存续
赣南采茶戏在明代自演自娱的“自乐班”时代受到社会尊敬,演出的《九龙山摘茶》这类灯戏内容欢庆升平,为统治者所欣赏。到演杂套戏的“三脚班”时代,剧目多以男女爱情为题材,被统治者视为“诲淫诲盗,有伤风化”,屡次下令禁演。
明嘉靖年间刊印的《传习录》言及戏子“作乐”,王阳明提出“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赣南采茶戏艺人封永泉提供的两张碑刻拓片颇为值得关注:一是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小坌村禁唱采茶戏禁碑,刻“禁搬唱采茶扰乱地方”,面向“赣县四会乡十七八都地名茶铺墟五坊众姓人等”而立;二是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奉宪告示严禁碑》,明令“毋许容留面生歹人,以及窝囤赌博、私宰、酗酒、打降、演唱采茶……县按律从重究处,决不姑宽”。类似碑刻在赣南各地还有多处。清道光版《信丰续志》载真君庙“内有严禁抢夺、开标、采茶大戏之碑”;清道光四年(1824年)《宁都直隶州志·风俗志》载“禁搬演采茶,蛊人耳目……应拘该管约保重惩”;清同治版《赣州府志·风俗》卷二十亦载“赣俗喜演戏谢神……严谕禁止,如居民戏班有再犯者,立提究惩”。遭禁演之后,采茶戏不许进村坊和祠堂,只能在山旮旯、圩尾庙角搭台露天演出,在凄风苦雨中顽强存活。
采风拾遗:近世歌谣与文献的搜集整理
进入20世纪,赣南客家山歌与采茶戏的文献搜集整理逐渐系统化。1922年创刊的北京大学《歌谣周刊》是我国最早以搜集、研究歌谣为主的民间文学期刊。客家学奠基人罗香林在《粤东之风》中概括早期采茶歌舞的艺术特征,称其“实为一种独幕的乡间舞蹈”;中国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于1926年发表研究论文《客音的山歌》,详细分析客家山歌的音韵之美。
1929年《暨南周刊》刊发的《五句落板》指出,客家山歌“七言五言不定,庄谐杂寓,最足表情,尤多双关语,农夫樵子工作山野间,往往一声呼啸,山鸣谷应”。1932年,江西省立乡村师范编印《农村歌谣初集》,记录1928年在伍龙冈乡村师范征集歌谣的经过。1936年,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编《民俗》复刊号连续刊发张腾发《客家山歌之社会背景》;同年,《歌谣周刊》先后收录多期高亚伟记录的《客家山歌》。
采茶戏的文献搜集在20世纪前期同样起步。20世纪初期,民间出现大量赣南采茶戏唱本的手抄本和木刻本。1936年罗香林《粤东之风》除收录客家山歌,也将“一部分的采茶戏歌”纳入其中。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藏有清末民初杂腔唱本《采茶》,以“十二月采茶歌”为序,融入大量历史人物故事,是研究采茶戏曲词演变的珍贵海外文献。
综而观之,赣南采茶戏与客家山歌的古籍文献档案大致可分为方志类文献,诗文总集与个人文集,谱牒与碑刻文献,戏曲与唱本文献,近世歌谣与采茶戏文献五大类。它们共同构成赣南采茶戏与客家山歌千年传承的文字见证,为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文献根基。
(作者:何志清 何丽梅;本文系“赣南采茶戏及客家山歌曲谱、图册收集整理与研究”课题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