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赣南采茶戏与兴国山歌迎来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二十周年。二十年来,这两项扎根于赣南大地的民间艺术,从山野村坊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其文化价值日益彰显。回望来路,千年文脉绵延不绝——自晋代《南康记》载赣潭渔父之歌、上洛山木客之吟,至明清方志录“樵歌牧唱之互答”“铜钵茶歌之应答”,散落于古籍文献中的歌谣记载,不仅是赣南采茶戏与客家山歌的历史源头,更是今日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建设不可或缺的文献根基。

赣南采茶戏《茶童戏主》经典唱段“搭船巧遇”场景。(资料图片)
方志遗韵
樵歌牧唱中的乡土回响
赣南客家山歌的起源,最早的文献记载可追溯至晋代《南康记》(邓德明编撰),是最早记载赣南地区的地方志之一。书中所载的上洛山伐木工人劳动号子之事,是为兴国山歌之滥觞。在北宋《太平御览》有载:“虔州上洛山,多木客……”清同治版《赣州府志》进一步明确:“上洛山有木客,自云秦时造阿房宫,采木避隐于此。”《赣州府志》还收录了唐宋以来的相关诗作,如黄宪清《木客吟》:“四海征材起宫殿”“木客采木上洛山”;李本仁《木客吟》:“秦时大启阿房宫”“当年采木上洛峰”。苏东坡在《虔州八境图》其八中亦有“谁向空山弄明月,山中木客解吟诗”之句,说明“木客能诗善歌”的传说在宋代已颇为流传。此外,《南康记》还记载了赣州江上渔歌的珍贵史料:“赣潭在郡下,昔有长者于此潭以钓为事,恒作渔父歌,其声慷慨。”这是目前赣南地区关于“渔父歌”最早的文字记载。
明代以降,赣南各地方志中对歌谣的记载日趋丰富。明嘉靖版《瑞金县志》记载,古时瑞金城西北铜钵山一带常有樵夫高唱山歌,故有“铜钵樵歌”之称。铜钵山历史上广植茶树,“春时,采茶者歌声互相应答”,遂成“铜钵茶歌”一景。明嘉靖八年(1529年)状元罗洪先曾登临铜钵山作《题瑞金县铜钵山》,诗中“樵歌晓散担头云”一句与“铜钵茶歌”相互印证,记录了赣南民间歌谣的悠久传统。清光绪版《瑞金县志》还收录了“帆影橹声之往来,樵歌牧唱之互答”“或歌窈窕之章,或得池塘之句,或为幽兰白雪之曲,或咏秋风黄竹之辞,莫不同祖风骚,妙谐音律”等文字。
南安府(府治在今大余县)方志中关于渔歌、樵歌的记载尤为集中。清乾隆版《南安府志·艺文志》中收录了大量相关诗作。如明代上犹县令吴镐《西岭樵歌》诗云:“担头归兴背斜日,谷口歌声动晚风。”上犹县训导孙实《北河渔唱》:“醉来独倚孤篷唱,任尔波涛日几多。”清光绪版《上犹县志》卷十八亦收录吴镐及教谕孙必达、训导孙实等人的唱和之作,如孙必达《北河渔唱》:“烹鲜载酒邀新月,欸乃无腔信口歌。”生动描绘了渔人即兴而歌的场景。
笔墨烟云
诗文谱牒里的农歌清音
农歌是赣南民间歌谣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乾隆五年(1740年),曾出任赣州濂溪书院山长的宋应桂在《罗田岩记》中写道:“忽闻农歌竞唱,好鸟联吟。复移步松阴下,听天半涛声,如笙簧之奏。”这段记载以文人笔触记录了于都罗田岩一带农歌竞唱的生动场景,是研究清代赣南农歌的重要史料。大余县的“斗年歌”(亦称“年歌”)是赣南民俗歌谣的重要代表。据《南安府志》及大余县《刘氏族谱》记载,“斗年歌”最早由大余县吉村镇上村刘永组织编演而成。刘永,系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进士,曾任刑部主事。刘永守孝期间受道教文化和家乡庙会文化启发,秉持“劝农兴学”之志,组织编写了“斗年歌”,教人传唱,后逐渐由大余传唱至赣南其他地区及广东、福建等客家地区。
谱牒文献中关于采茶歌的记载尤为珍贵。清道光甲辰(1844年)修石城县《熊氏六修宗谱》熊休甫传记中记载:“万历应天丙子(1576年)……每月夕花晨,座上常满,酒半酣,则率小奚唱插秧、采茶歌,自击竹拊和,声呜呜然撼户牖。”这说明在明万历年间,民间采茶歌已经进入豪绅官吏府第演唱。赣县王母渡下邦村《李氏四修族谱》中也有记载:“开园摘茶前夕,皆有唱茶歌,舞茶灯之古习。”清康熙年间,王维淮作《公余偶吟》诗云:“秧歌小队竞招邀,高髻云鬓学舞腰。十二花篮灯簇簇,采茶声中又元宵。”此诗生动描绘了“十二花篮灯”在元宵节随灯彩表演的场景,是清代初期客家地区“茶篮灯”融入元宵民俗的珍贵写照。
清光绪版《雩都县志》收录了多首与农事、渔事相关的歌谣。雩都县(今于都县)教谕褚赉文《续增雩江棹歌》描绘了雩都端午龙舟竞渡的场景,知县王颖《奉和学师褚公梦岩雩江棹歌》记录了农家劳作:“力穑人家住涧阿,弯弯曲曲水田多。一年两熟是粳稻,才刈早禾插晚禾。”邑人谭欣《缫车词》描写蚕妇劳作:“朝饲蚕,暮饲蚕,日日采桑,桑满篮。”同卷所收录的谭欣《渔父词》则写渔家生活:“稚儿解捕鱼,弱女解荡桨。船头闲杀老渔翁,笑看阿婆坐。”这些记载从不同侧面展现了赣南民间歌谣与日常生产生活的紧密联系。
歌戏嬗变
从采茶歌舞到戏曲的升华
从山歌民谣到成熟的戏曲艺术,赣南采茶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
明嘉靖版《赣州府志》贡赋篇载:“宋,贡泥片茶。”清同治版《赣州府志》又载:“九龙茶,出安远九龙嶂,雍正五年,巡道王世绳取以进贡。”赣南的名茶被列为贡品,为采茶歌舞艺术的孕育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茶农在茶园劳动中哼唱山歌,起初只是自娱自乐的采茶歌,内容多为茶山情景、茶家之事。据《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江西·赣南卷》载,采茶歌最初演唱形式比较简单,先是一人干唱,无伴奏,后来发展成为以竹击节、一唱众和的“十二月采茶歌”联唱形式。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采茶歌逐渐与民间灯彩相结合。赣南客家人逢年过节有舞动龙灯、鲤鱼灯等习俗,灯彩文化深入人心。茶歌与灯彩的结合,催生了“茶篮灯”——以纸扎茶篮为道具,舞者口唱茶歌、手舞茶篮,载歌载舞,这便是采茶歌舞的雏形。明中叶以后,“十二月采茶歌”联唱在赣南民间灯彩及其他艺术形式的影响下,进一步发展成有纸扎茶篮、扇子,边唱边舞的采茶灯。
“茶篮灯”经过清初的发展,丰富了音乐曲牌,增加了演出节目,逐渐从民俗节庆灯彩活动中脱颖而出。由原来一唱众和的“十二月采茶歌”改为姐妹对唱、茶童穿插,形成了具有简单情节和人物的歌舞小戏;再由二女一男的“两旦一丑”体制,逐步发展为角色更齐全、情节更完整的戏曲形式,被称为“三脚戏”“三脚班”。
至此,赣南采茶完成了从“歌”到“舞”再到“戏”的蜕变。清乾隆年间,陈文瑞作《南安竹枝词》中曰:“淫哇小唱数营前,妆点风流美少年,长日演来三脚戏,采茶歌到试茶天。”足见此时赣南采茶戏已发展到一个兴盛时期。
瓷光戏影
元代实物与杂剧的源流互证
在赣南采茶戏的起源问题上,元代宁都固厚乡小洋旻窑(又称固厚窑)出土的瓷片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证据。
1979年秋,宁都县固厚公社小洋旻大队发现元代古窑址,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瓷片中出现一片采茶戏“茶篮灯”表演的舞蹈场面图案:两女子舞步,手持杆灯,旁边有一只茶篮,篮内插着一盏灯笼,其旁一男子表演走矮子步。表演场地还有荷花池、茶树和似勾栏瓦子的小楼图,图案上的动作和道具是典型的赣南采茶戏元素。据赣州市博物馆研究馆员张嗣介在《江西历史文物》1982年第1期发表的《宁都窑址出土元代杂剧图案的瓷器》一文考证,这一发现将赣南采茶戏剧的诞生从以往认为的明代末年推前到了元代,提早了两百多年。
固厚窑瓷片上的采茶戏图案,与元代杂剧的繁荣有着密切的时代关联。元代杂剧是在宋金院本和诸宫调的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在元代,瓷上杂剧装饰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固厚窑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将戏曲题材引入瓷器装饰。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除“茶篮灯”外,固厚窑出土的青瓷碗内壁还发现了一处“杜甫游春”纹饰,该题材与元代杂剧作家范子安所撰《曲江池杜甫游春》杂剧的故事情节相关联。这些瓷片图案与“茶篮灯”表演场景共同构成了研究元代赣南戏曲活动的重要实物档案。
元代赣南的戏曲氛围,还可从另一则文献中得到印证。元末明初,女曲家刘婆惜与全普庵撒里在赣州的一段往事,便是赣南与元曲密切关联的生动注脚。全普庵撒里,元末高官,曾任赣州达鲁花赤(最高地方长官)。他是知名散曲作家,每日公事完毕,都要召集城中士大夫在一起饮酒、欢歌、赋诗。刘婆惜,歌伎,颇通文墨,滑稽歌舞。她途经赣州时前往拜谒全普庵撒里。其时,全公正高朋满座,帽上簪青梅一枝行酒令,口占〔双调·清江引〕曲首句“青青子儿枝上结”,令宾朋续作,座中无人能对。刘婆惜应声续道:“青青子儿枝上结,引惹人攀折,其中全子仁,就里滋味别,只为你酸留,留意儿难弃舍。”引得全公大加赞赏。全普庵撒里在赣州召集士大夫“欢歌、赋诗”的日常,以及刘婆惜即席续曲的传奇,共同说明,赣州在元明时代已形成较为浓厚的戏曲歌咏氛围,为采茶戏的孕育提供了文化土壤。
碑刻禁演
明清规制下的顽强存续
赣南采茶戏在明代自演自娱的“自乐班”时代受到社会尊敬,演出的《九龙山摘茶》这类灯戏,内容欢庆升平,为封建统治者所欣赏。到了演杂套戏的“三脚班”时代,剧目内容多以男女爱情为题材,表达方式与封建伦理道德相悖,统治者认为“诲淫诲盗,有伤风化”,屡次下令禁演。
明嘉靖年间刊印的《传习录》就言及戏子“作乐”,王阳明提出“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
赣南采茶戏艺人封永泉先生提供的两张碑刻拓片,颇值得关注。一是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小坌村禁唱采茶戏禁碑“禁搬唱采茶扰乱地方”,面向“赣县四会乡十七八都地名茶铺墟五坊众姓人等”立。二是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奉宪告示严禁碑》:“……毋许容留面生歹人,以及窝囤赌博、私宰、酗酒、打降、演唱采茶,致滋扰害……县按律从重究处,决不姑宽。”类似碑刻在赣南各地还有多处。清道光版《信丰续志》载:“真君庙在小江墟街西,乾隆年间,堡内众姓建……庙内有严禁抢夺、开标、采茶大戏之碑。”
清道光四年(1824年)《宁都直隶州志·风俗志》载:“禁搬演采茶,蛊人耳目……应拘该管约保重惩,以息此风。”清同治版《赣州府志·风俗》卷二十载:“赣俗喜演戏谢神,无赖棍徒,借此敛钱图利……严谕禁止,如居民戏班有再犯者,立提究惩。”赣南采茶戏遭禁演之后,再不许进村坊和祠堂,只能在山旮旯、圩尾庙角搭台露天演出,在凄风苦雨中顽强存活。
采风拾遗
近世歌谣与文献的搜集整理
进入20世纪,赣南客家山歌与采茶戏的文献搜集整理工作逐渐系统化。1922年创刊的北京大学《歌谣周刊》,是我国最早以搜集、研究歌谣为主的民间文学期刊。客家学奠基人罗香林在《粤东之风》中精准概括了早期采茶歌舞的艺术特征,称其“实为一种独幕的乡间舞蹈”。中国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在1926年发表了研究论文《客音的山歌》,详细分析了客家山歌音韵方面的精妙之处。
1929年《暨南周刊》刊发的《五句落板》,指出客家山歌“七言五言不定,庄谐杂寓,最足表情,尤多双关语,农夫樵子工作山野间,往往一声呼啸,山鸣谷应,得意忘形,大有文学意味”。1932年,江西省立乡村师范编印《农村歌谣初集》,记录了1928年在伍龙冈乡村师范征集歌谣的经过。1936年,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编《民俗》复刊号连续刊发张腾发的《客家山歌之社会背景》。同年,北大研究院歌谣研究会编的《歌谣周刊》先后收录了多期高亚伟记录的《客家山歌》。
关于采茶戏的文献搜集,在20世纪前期便已起步。20世纪初期,民间出现了大量的赣南采茶戏唱本的手抄本和木刻本。1936年罗香林所著《粤东之风》不仅收录客家山歌,亦将“一部分的采茶戏歌”纳入其中。此外,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藏有清末民初时期的杂腔唱本《采茶》,以“十二月采茶歌”为序,融入了大量历史人物故事,是研究采茶戏曲词演变的珍贵海外文献档案。
综上,赣南采茶戏与客家山歌的古籍文献档案大致可分为方志类文献、诗文总集与个人文集、谱牒与碑刻文献、戏曲与唱本文献、近世歌谣与采茶戏文献五大类。这些文献档案共同构成了赣南采茶戏与客家山歌千年传承的文字见证,为今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文献根基。(何志清 何丽梅)
(本文系“赣南采茶戏及客家山歌曲谱、图册收集整理与研究”课题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