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百讲】第九十一讲 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为新四军

　　项英在南昌与国民党江西当局谈判成功以后，即以中共中央分局名义给各游击区写信，通知各游击队按时集中，听候整编。项英、陈毅暂时离开赣南，由杨尚奎和陈丕显负责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集中整训工作。

　　1937年10月上旬以后，赣粤边各地红军游击队陆续下山集中整训。在选择部队集中的地点时，赣粤边特委始终保持革命警惕，坚持独立地靠山近水扎营的办法。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油山、信丰、南康和大龙一带的游击队，先后在信丰潭塘坑集中。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部队逐步推进到平原的边缘，但仍不驻县城和圩镇，而是驻大余的弓里、板棚下和池江一带的农村里，这里背靠油山，面对章水，进退方便，便于指挥；这里群众基础好，老表觉悟高，安全和给养比较有保证。为了防止意外，还在板棚下到池江一线，同国民党驻军接近的地方，划了一条非军事线，规定双方都不得驻兵。

　　赣粤边特委根据项英行前所作“要派人到各地去联系游击队下山整编”的指示，决定派陈丕显去联系汀瑞边和三南游击队，刘建华去寻乌联系罗屏汉游击队，杨尚奎去南雄联系北山游击队。赣粤边各支游击队陆续集中，北山游击队在南雄中洞、上嵩集中；三南游击队11月下旬分别从全南县的楠木山和龙南的安基山、东坑（原属信丰）一带集中，开往陂头集结。油山游击队、北山游击队、信康赣游击队、三南游击队、湘粤赣游击队等共500多人，按指示开往大余池江集中整编，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为了便于部队整训并保持警惕，赣粤边特委把各地下山的游击队分散驻扎在池江的板棚下、弓里、小份等地。

　　在整训中，特委和各游击队开展了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为提高理论水平，特委负责人杨尚奎、陈丕显等亲自授政治课。基于“过去的残酷斗争只在游击战术上各有特长，对军事普遍常识却感到不足”的状况，为适应部队从游击战争转变到抗日战争的需要，赣粤边特委开展了军事术科训练。在池江的弓里、板棚下，开辟了练兵场，战士们以饱满的革命激情，苦练杀敌本领，人人斗志昂扬，随时准备上沙场，打击日本侵略者。

　　大余池江热闹非凡，成了赣南抗日进步力量的聚集地，成了抗日救亡浪潮汹涌澎湃的地方，享有“小延安”的盛誉。中央苏区各县都有人来到池江，找关系，要求分配工作，年轻人要求参加抗日义勇军，全南、龙南、信丰、大余等老根据地的群众，像走亲戚一样，提着东西来慰问子弟兵。赣粤边特委及时地抓住有利形势，向广大群众进行广泛的抗日救国宣传。每逢池江圩日，杨尚奎都到圩上去讲演，宣传抗日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激发广大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情，扩大党的政治影响。特委还派人到老游击区、县城、大圩镇，开展宣传演出活动。1938年春节，赣粤边群众掀起了慰劳抗日义勇军的热潮。“经过组织动员，写了上千封慰问信，做了300多双布鞋，筹集了200双袜子，400多条毛巾，……”游击区的群众热烈响应党的抗日救国号召，纷纷动员亲人参加义勇军，到处出现了母送子、妻送夫、兄弟争相参军的动人情景。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赣粤边抗日义勇军由集中时的300多人扩大到700多人。池江上空，红旗招展，章江两岸，战歌激越。

　　1938年1月底，项英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来到大余池江。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和第三营的一部分。赣粤边特委改为赣南特委，杨尚奎留任特委书记。

　　此外，到达池江集中的部队，还有湘粤赣边区抗日义勇军第二支队。1937年12月28日，第二支队分别由桂东沙田和崇义冬瓜坪出发，前往崇义思顺和过埠集中整编，并在思顺牛牯岭下何屋设立了通讯处；1938年1月15日，奉命抵达池江，与赣粤边红军游击队会合，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

　　与此同时，汀瑞边游击队按照谈判协议，分别在瑞金的安治、武阳、兰田等地集中整训，改编为瑞金人民抗日义勇军，人数由100余人扩大到300多人。整训结束后，瑞金人民抗日义勇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二团第二营。

　　1938年2月15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三营从池江出发，开赴抗日前线。成千上万的群众云集在池江至赣州公路两旁，敲锣打鼓，爆竹喧天，热烈欢送子弟兵上前线抗日。新四军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激昂高歌，离开洒满烈士鲜血的土地，经南康、赣州、吉安，踏上抗日征途。新四军第二支队在闽西上杭白土集中后，也于3月1日经小池、古田、长汀、古城进入瑞金武阳、西江，经于都、赣州，奔赴抗日战场，沿途也受到赣南苏区群众的热烈欢送。

　　从此，经过三年游击战争艰苦考验的红军游击队，走出深山老林，以新四军的勃勃英姿，高举抗日大旗，驰骋在大江南北，成为一支立场坚定、久经考验的红色劲旅，后被毛泽东誉为“华中人民的长城”。

　　（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办供稿，陈安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