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百讲】第九十讲 国共和谈在赣州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实行所谓“北和南剿”的方针，对北方的红军主力停止了军事进攻，对坚持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则先后调集重兵进行更加残酷的进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项英、陈毅敏锐地预见到全面抗日高潮很快就要来临，要求红军游击队指战员积极作好思想准备，迎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新战斗。此时，中共中央对南方各游击区的谈判斗争极为关注。1937年8月1日，依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和全面抗战即将展开的形势，中央及时作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要求红军游击队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可以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这为南方各游击队顺利进行谈判指明了正确的斗争方向。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8月8日，项英、陈毅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名义发表《停止内战，联合抗战宣言》，呼吁国民党当局停止对游击队的进剿，并要求与国民党政府合作，一致抗日。20日，他们分别致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赣州专署、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师长以及大余、南康、信丰、南雄等县政府和当地知名人士，敦促洽谈合作抗日事宜。8月25日，特委又发表了《告赣南民众书》，号召赣粤边人民和各界人士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并且指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已停止游击战争，正在枕戈待命，待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谈判协议后，立即开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

　　9月8日，陈毅作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的全权代表，到达大余池江。陈毅与国民党大余县县长彭育英的代表鲁炯雯在池江区署进行了正式谈判，双方经过协商，初步达成7项合作条件：由大余县政府电告江西省三、四、八行政区各县停止武力进攻游击区；释放共产党员和政治犯；不得歧视共产党；游击队正式改编为国军，听候中央建制调遣抗日；红军原有政训及指导人员不动；各地的红军游击队由项英、陈毅负责召集；其他未决事宜由大余县政府派员陪同陈毅前往赣州与国民党军政当局谈判。

　　9月12日，陈毅在彭育英的陪同下，来到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熊滨、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马葆珩举行谈判。和谈并不和平，而是一场复杂的政治斗争。陈毅在谈判中义正词严地揭露了国民党报纸的恶意宣传，驳斥了四十六师代表的种种谬论。陈毅向赣南国民党驻军和地方当局提交了《国共两党合作意见书（草案）》，要求国民党地方当局停止进攻游击区；游击队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开赴抗日前线，但部队必须保持独立的建制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义勇军同八路军同等对待；保证游击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证抗日自由，共产党的一切活动不得限制；释放政治犯；游击区的保甲长实行民主选举；不得追缴旧债。另外，还提出与延安党中央通电报，报告南方游击队的情况。国民党方面也提出：停止游击活动；停止打土豪；等待改编等条件。双方经过反复协商，达成了进一步的协议。

　　9月20日，项英由油山到大余县城，会见了彭育英。21日，项英、陈毅由彭育英陪同前往赣州，会见了马葆珩和戴嗣夏，又举行谈判，达成了以下协议：红军游击队9月底以前在大余池江集中点编；点编后所有经费给养都由江西省政府拨给，与现有保安团官兵同等待遇；点编后即改为江西抗日义勇军游击队，视人员枪支数目之多寡决定，候其他各方面受编部队改编后为正式国军；在集中改编期间，由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令各县政府及部队予以通行便利并停止进攻，改编以前由省政府先发国币若干以为集中时给养之用。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的总趋势已经形成，促使国民党地方当局不得不承认赣南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赣州谈判后，江西省抗日义勇军编练处对赣粤边红军游击队集中点编的时间、地点，点编后的部队番号、待遇，停止进攻游击区以及游击队通行等问题，制定了实施办法。第四行政区保安司令部就此发出“快邮代电”（指民国初的电报系统在发送篇幅较长，紧急程度介于电报和一般公文之间的文书时采用的发送方法。）并提出贯彻注意事项。随后，国民党驻军全部撤离了赣粤边游击区，释放了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从此，赣粤边游击队由武装反抗国民党转入集中整训，转入抗日救亡的新阶段。

　　为解决南方其他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等问题，项英代表苏区中央分局于9月24日，前往南昌与国民党江西最高当局谈判。项英在南昌会见了八路军驻南昌办事处代表顾建业，并且与在南京的博古、叶剑英取得了联系。项英通过博古致电毛泽东、恢复了与党中央中断3年之久的联系。项英简单地汇报了南方游击区的情况，得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国共合作宣言》、《告全党同志书》等重要文件。南昌谈判，又解决了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退，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南方其他游击队集中改编及赣州谈判的遗留问题。在南昌期间，项英、陈毅以中共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正式传达党中央将游击队改称抗日救国武装的指示，要求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按时集中整训，听候改编。还在南昌设立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此外，10月，汀瑞边游击队开始与国民党瑞金当局谈判，且通过项英、陈毅取得联系，并同国民党地方当局在改编、集结、筹划给养等方面达成了协定。

　　在南昌谈判成功之后，项英回到赣粤边，立即召开负责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指示，讨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事宜。项英委派陈毅代表苏区中央分局到湘赣边和皖浙赣边游击区，传达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指示，联络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中共苏区中央分局还决定由杨尚奎和陈丕显主持赣粤边各地的谈判和红军游击队的集中整训工作。期间，杨尚奎被派去北山，陈丕显去汀瑞边和三南，刘建华去寻乌，罗绍曾去湘南，分别传达中央指示，通知游击队下山改编。项英直接写信给上犹、崇义的游击队，联络下山改编。赣粤边特委还指示各县、区代表与国民党的县、区代表谈判。如信丰县大阿、长安、大陇三区的区委书记受命与当地的乡长谈判，达成了相应的合作协议。三南游击队因与特委联系中断，仍在开展游击活动。直到11月中旬，陈丕显前往全南杨梅石传达中央指示后，三南游击队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举行了谈判，达成协议。

　　（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办供稿，陈安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