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百讲】第五十三讲 中央苏区的卫生事业

医药卫生事业，关系到保障红军的战斗力和苏区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从红军和根据地创建之初，党和红军就克服各种困难，逐步创建和发展根据地的医药卫生事业。

赣西南根据地最早的红军医院，是1928年10月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在东固三彩的山坑创办的。说是医院，其实只有民间草药，乡村郎中用中草药为红军伤病员治病疗伤。1929年3月，这所医院迁至东固瑶下，改名为赣西第一后方医院。

红四军在井冈山小井也办有一所红军医院。1929年1月红四军游击赣南时，这所医院留在井冈山，后被国民党烧毁，红军伤病员和医护人员全部遇害。红四军游击赣南途中的伤病员，只能用担架抬着随军行动，到达东固后才将大部分伤病员留在东固红军医院，一部分送到于北桥头根据地治疗。1929年3月14日，红四军攻占福建长汀县城。城内有一座由英国教会开办的“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是位出身贫穷、同情革命、支持红军的进步医生。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与他建立了密切联系。这座医院成为不挂牌子的“红军医院”，傅连暲这位基督信徒实际成为一名“红色医生”。

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一直在设法建立条件较好、规模较大的红军后方医院。他们不断地向中央写报告，要求派遣医术高明的医师到红军中来工作。1930年10月4日，红一方面军攻克吉安城。毛泽东亲自造访城内一位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医科大学的名医戴济民(人称戴胡子)，动员他为红军服务。戴济民为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所折服，毅然携带着自己药铺的所有药品，加入红军，帮助红一方面军办起了红军总医院，并且担任总医院院长。总医院先设在吉安市郊的清凉山，后迁至兴国。1931年春，党中央也冒着极大危险，给江西苏区派来了贺诚、彭真(即彭龙伯)、陈志方等医务人员。他们到苏区后，中央军委成立了总军医处，贺诚任处长，专门领导红军和根据地的卫生工作。

设在兴国茶岭的红军总医院，下设4个分院，分散在茶岭附近的高山密林中。医院设备十分简陋，器械和药品缺乏，木匠锯子、屠户的刀子、竹制的镊子和探针、木制的夹板，都用来做手术。医生奇缺，一个收容300人的医务所只有1名医生，看护人员主要靠粗懂医疗知识的青年妇女充当。就是在这种条件下，红军总医院收治了数万名红军的伤病员。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苏区的卫生事业加快了发展步伐。卫生行政管理方面，军队系统于1932年10月将红军总军医处改设为红军总卫生部，继续由贺诚任部长兼政委。军团和师一级也设立了卫生部，团设卫生队，连设卫生员。为了加强对医疗卫生工作的指导，军委总军医处于1931年秋创办了向红军和全苏区发行的《健康报》，1933年夏又增办了内部刊物《红色卫生》。这两份报刊专门刊载有关红军医疗卫生工作的评论、消息，卫生简讯和卫生知识。在地方，从中央到省、县苏维埃政府，由内务部分管卫生工作，乡、村成立卫生小组。医疗机构方面，军委所属的红军后方总医院下设有7个后方医院；各军团和军区也分别设立了后方医院和野战医院。红军伤病员的医疗后送体系，由设在于都桥头的军委后方办事处统一领导，日趋完善，前线伤病员能很快后送救治。为方便地方工作人员和工农群众看病，1933年初，毛泽东动员傅连暲将“福音医院”迁到瑞金杨岗下，成立了“中央红色医院”(后改称为“苏维埃国家医院”)；在各省、县苏维埃政府驻地和一些大的集镇、乡村，建立了医疗诊所。

为解决药品和医疗器械紧缺的困难，中央苏区在于北区琵琶垅办起了卫生材料厂(后迁瑞金朱坊)，唐义贞任厂长，土法上马、因陋就简生产酒精、纱布、绑带等敷料和中草药丸剂。中革军委还发布训令，要求由军委总卫生部统一采购和分配药品。国家外贸局和各外贸分局克服困难，从白区采购回大量紧缺的药品器材。

发展苏区卫生医疗事业，最要紧的是要有人才。仅靠中央派来和争取被俘的国民党军医为红军服务，远远不能满足需要。1932年2月，中革军委创办的红军军医学校在于都县城天主教堂开学。同年3月，这所学校迁往兴国茶岭红军总医院所在地。学校由贺诚兼任校长，彭真(彭龙伯)兼教务主任，起初只有2名业务教员和1名政治教员。从红军各部队抽调来的第一批学员共20余人。他们克服文化程度低，教材、教具缺乏等困难，在8个月至1年的时间内，学习了一些必要的医学基础知识和战伤救治及痢疾、疟疾、下肢溃疡、疥疮等几种常见病治疗方法，1933年4月完成学习计划，19人通过毕业考试。随后又招收了2批学员。1933年8月，军医学校迁回瑞金，改校名为红军卫生学校，扩大了规模，学员发展到四五百人。教学条件也有了改善，有了图书室、模型室、标本室、动物实验室、解剖室、细菌培养室和检查室，还有化学实验室和瓦斯预防研究室等。这所卫生学校先后培养军医200多名，卫生长、卫生员、药剂师、护士等四五百人。此外，1931年冬，傅连暲在长汀“福音医院”也创办了“红色医务学校”，培养了一批医务人员。这些红军自己培养的红色医务人员，缓解了红军部队和苏区地方的急需。他们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党我军医疗卫生战线的领导骨干和专家。

苏区卫生工作有一个很明确的指导方针，就是“预防为主”。

土地革命运动开展以前，赣南农村的农民，不讲卫生，喝生水、生病叫魂、停尸不埋、弃婴河内、早婚等乡规恶习，根深蒂固。红军部队由于战事频繁，条件艰苦，也存在许多不卫生的习惯，严重影响部队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党和苏维埃政府认真总结了苏区和红军医疗卫生工作的经验教训，从实际出发，确定卫生工作必须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红军各级领导机关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十分注意教育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破除陈规陋习，讲究卫生，坚决同一切不卫生习惯作斗争。1932年7月，中革军委发布了开展卫生工作的训令。1933年2月至同年11月，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先后颁布、制定了《苏维埃区域防疫条例》、《苏区卫生运动纲要》、《五个月卫生工作计划》、《关于预防传染病问题》等文件，对苏区群众性卫生运动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其中包括：广泛进行防疫卫生运动宣传，成立群众性卫生委员会；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大搞清洁卫生；经常进行卫生检查，加强对卫生工作的社会监督；普及卫生常识，解释各种疾病的来源和预防方法；及时深埋尸体，防止腐烂发生瘟疫；切实注意和改善医院的卫生设备，等等。

党和政府的号召，得到了苏区军民的热烈响应，一个群众性的卫生运动在苏区城乡热烈开展起来。家庭之间、村组屋场之间、区乡之间乃至县之间、红军各部队之间，都开展了热烈的卫生竞赛，优胜者奖旗登报上红榜，并给予物质奖励。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一文中对群众卫生运动这样记载道：“将居民编为卫生班，按住所接近，四五家、七八家，十一二家为一班，七八家一班的多。有班长。”“虽规定五天大扫除一次，实际七天一次的多，十天的也有。”乡苏政府对大扫除、饮食卫生和服装卫生都提出具体要求，“以上各项，不做的，发动儿童团耻笑他，特别那些衣服不洁的。文明戏中也唱了卫生运动”。红军中卫生防疫工作做得更好，对于促进指战员们的身体健康，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市委党史办供稿，胡日旺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