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百讲】第五十一讲 中央苏区的教育事业

　　开展革命运动以前，赣南的教育和文化十分落后。教育大权操纵在封建官僚和土豪劣绅手中，广大劳苦工农大众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建立，赣南苏区的教育文化事业蓬勃发展起来。

　　党和苏维埃政府在根据地创建之初，就注意发展教育文化。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1930年10月7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赣西南苏区“斗争局面一稳定，许多地方先后开办列宁学校训练班，以及特委苏府办的红军学校、看护学校、干部学校，各种适宜于斗争需要的教育机关，很多不识字的女孩子，参加了革命以后能写得很短的信以及标语之类的东西，发行各种革命的教本《工农兵读本》《劳动读本》等，不久由特委审查给苏维埃文化部翻印了统一的工农课本，但各县自编的仍有”。

　　1931年11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党和苏维埃政府对苏区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更加重视。在全国“一苏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地引导他们参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

　　毛泽东主席在第二次全苏大会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后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

　　为着发展苏区的教育和文化，党和苏维埃政府明确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和中心任务。总方针是：“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

　　党和苏维埃政府对于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视，还表现在根据地建立了健全的苏区教育行政领导机构。1931年11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前，各省、县、区、乡苏维埃政府都设立有文化部(或称文化教育部)，专门领导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一苏大会”之后，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了教育部，由瞿秋白任部长，瞿秋白未到之前，由著名教育家徐特立任代部长，沙可夫任副部长。1934年2月，瞿秋白也从上海来到瑞金，正式就任教育部长职。各省、县、区苏维埃政府，也专门设立了教育部。临时中央政府规定，教育干部必须专职专用，不得随意调动或抽调他们去做别的工作，以免影响教育工作的开展。

　　为了发展苏区的文化教育，党和苏维埃政府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不仅大力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而且注意团结利用旧知识分子，重视和关心教师队伍的建设。1929年3月，毛泽东在长汀为红四军起草发布的《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中即明确宣布：“知识分子若肯参加革命，工农阶级均可收容他们，依照他们才干的大小，分派他们相当的工作”。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延揽人才，发出《征求专门技术人才启事》，以优厚待遇从国民党统治区域聘请医疗卫生、无线电及军事等方面技术人才到苏区工作。1933年5月29日，苏区中央局作出的《关于纠正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中错误倾向的决议》中，要求各地注意吸收那些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组织。同年10月召开的苏区教育大会上，凯丰代表苏维埃政府宣布：“苏维埃政府是工人和农民的政府。他吸引一切愿意为苏维埃服务的‘人才’，旧的教员、专门家、旧的知识分子以及自由职业家来工作”。1934年2月16日，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专门发布关于“小学教员优待条例”的第九号命令，条例规定：小学教员享受与苏维埃工作人员的同等待遇；乡苏政府要组织群众为小学教员代耕土地；小学教员可以减免土地税，享受免费医疗；对工作积极、成绩显著的教员，每半年给予一次奖励；等等。这些尊师重教的规定，对于提高教师社会地位、发挥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克服经费、师资、校舍缺乏等困难，推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党和苏维埃政府强调要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办学。临时中央政府规定，省、县、区、市各级教育委员会，都必须有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及各种文化团体的代表参加，便于协调解决兴学办教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各级群众团体都必须支持教育，特别要积极参加和支持苏区扫盲运动的开展。实行国家办学与群众办学相结合，以国家办学为主，同时鼓励和支持民办乃至私办；国家的教育经费不足，就动员群众集资办校；师资缺乏，就动员识字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和工农群众充当教师，“老公教老婆，儿子教父亲，秘书教主席，伙夫教马夫，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以民教民”，“互教互学”。依靠群众办学的结果带来了苏区教育的大发展。

　　为使苏区的教育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临时中央政府很重视教育立法。经中央教育部统编成册的教育法规，共25项，其中既有各级教育部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法则，也有各学校日常管理的规则，乃至教学方法等，都有明确规定。临时中央政府还于1932年6月22日发布命令，明确规定要保护学校财产，保证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要求“各群众团体，各红军部队，及各学校教职员，非有特殊情形临时需用的情况下，不得占据学校房屋及搬移学校器具，以免妨碍学校工作进行”。

　　苏区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苏区内各乡村都办起了列宁小学，大村独办，小村联办，对所有儿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据江西省苏维埃政府1932年11月报告，胜利、会昌、寻乌、万泰、兴国、永丰、公略、赣县、安远、于都、乐安、南广、宜黄、信康等14县统计，共办有列宁小学2277所，有小学教员2535人，小学生82342人。1933年底，兴国县长冈乡有437户、1784人，办起列宁小学4所(每村一所)，有小学生186人，学龄儿童入学率为65％。兴国县学龄儿童总数20969人，入学在校的12806人(男生8825人，女生3981人)，失学的8163人(男生3251人，女生4912人)，入学与失学的比例为60％与40％。而过去国民党统治时代，适龄儿童入学率不到10％。苏区的儿童们在学校里不仅学习文化知识，还学习劳动知识、军事知识，培养共产主义道德情操。

　　党和苏维埃政府把扫除文盲作为文化教育的中心任务，大力发展社会教育，努力扫除文盲。为了加强对扫盲运动的领导，省、县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都设有社会教育科，区、乡苏维埃政府设有社会教育专职干部；村成立了识字委员会总会、分会和识字小组，具体负责组织工农群众学习文化。1933年冬，又将识字委员会取消，从乡到中央各级成立“消灭文盲协会”，成为独立系统的广泛的群众组织，在行政上受各级教育部指挥、监督和帮助。扫盲识字的方法多种多样，最主要的是办夜校、半日学校、业余补习班和识字班、识字组、俱乐部、列宁室，到处设立识字牌，形成一个遍布城乡各个街巷、村组、屋场的业余教育网络。整个苏区出现人人读书识字、处处书声朗朗的生动场面。据江西省苏维埃政府1932年11月报告，仅胜利、于都、宁都等14县统计，共办起夜校3298所，识字小组19812个，俱乐部712个，建立识字委员会2744个；参加夜校和识字组学习的共140208人，占失学成年和儿童总数的47％。到1933年，苏区教育事业又得到新的发展。以兴国县为例，全县有130个乡建立识字运动总会，有561个村识字运动分会，3387个识字小组，参加识字小组的有22529人。此外，全县平均每乡有夜校15所，有15740人参加夜校学习。这样，全县35岁以下的不识字的男女青年差不多都上了夜校。识字扫盲运动的开展，迅速提高了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准。

　　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干部的培养与教育。对干部的教育主要采用举办短期训练班和创办干部学校两种办法。短训班以训练在职干部为主，因时间短、学员少、教学内容精练，又可流动举办，非常适宜于残酷的战争环境，因而常为各级党政组织所采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后，根据地的区域范围相对稳定，为创办较为正规的干部学校提供了条件，各类干部学校相继建立，使干部教育逐渐向正规化过渡。主要的干部学校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党校，1933年3月13日正式创办，设在瑞金叶坪洋溪村；苏维埃大学，又称“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1933年9月开办，主要培养苏维埃工作干部，设在瑞金沙洲坝中央大礼堂附近；中央农业学校，1933年在瑞金东山寺创办，主要为根据地培养农业技术人才；高尔基戏剧学校，1933年在“工农剧社”和“蓝衫团”学校的基础上创办，1934年初正式开学，主要培养苏区戏剧运动与俱乐部、剧社、剧团的干部和艺术人才。此外，在瑞金还办有银行专修学校、商业学校以及其他培训教师和教育管理干部的师范学校。在瑞金设立的大中专学校有10余所。江西、福建等省也办有培训苏维埃干部的专门学校。

　　红军部队的教育也抓得很紧。红军和根据地初创时期，红四军、红五军及后来的红一军团、红三军团，都办有红军随营学校或教导队、教导营，在革命战争实践中培养红军初级指挥人员。在红四军中，还采用上政治课的办法，训练红军后备政治工作干部。1930年，在闽西和赣西南分别创办了“中国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同年底改称“红军彭杨军事政治学校”)和红军学校。1931年冬，红军彭杨军事政治学校与红一方面军教导总队、红三军团随营学校合并，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32年夏，该校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先后共招生6期，培养各级红军军政干部6000余人。1933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分编扩大为五所，即：红军大学(亦称中国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设瑞金大埠乡，主要培养训练红军高中级军政干部人才，大部分是师、团级干部；红军彭杨步兵学校(又称红军第一步兵学校)，设瑞金九堡，主要训练连排干部；红军公略步兵学校(又称红军第二步兵学校)，设于都县城昌村小学，主要训练连排干部；红军特科学校，设瑞金武阳，主要训练机枪、工兵等兵种干部；地方游击队干部学校，主要训练区、县以上地方独立团、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指挥人员。此外，还于1931年12月在瑞金洋溪成立了红军无线电学校(1933年3月改称“红军通讯学校”)；1932年在于都(后迁兴国茶岭)创办了红军军医学校，主要培养红军医护人员。这些红军学校，先后为红军培养各类人才1万余人。

　　苏区教育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得到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称赞。毛泽东主席在第二次全苏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兴奋地说：“谁要是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他就立刻看见这里是一个自由的光明新天地。”对革命根据地在发展教育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就连国民党军政要员也不得不承认。国民党第18军军长罗卓英1935年3月在宁都召开记者招待会，在谈到苏区教育时就说：“其教育问题，则颇堪吾人注意”，儿童教育成绩，“已至是惊人”。

　　（市委党史办供稿，胡日旺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