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百讲】第五十讲 中央苏区的财政金融状况

　　苏区的财政金融工作，担负着革命战争费用的筹措和货币的发行与管理。在革命战争时期，它紧紧围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来开展。

　　苏区的财政收入，在根据地初创时期，主要靠打土豪筹款和战争缴获，即取之于敌。随着红色政权的普遍建立，苏区内部及其附近的土豪打光了，战争缴获也有限，而财政支出则不断增加。为了奠定苏维埃财政来源的稳固基础，在根据地初步形成时期，苏维埃政府迅速建立了人民的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经常性来源，即在取之于敌的同时，亦取之于民。

　　这时土地分配已经开展，农民分得土地，获得了较好的收成，生活得到了相当的改善，具备了建立人民税收的条件。1931年11月28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暂行税则》，开始在苏区内建立人民税收。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国民党军阀的一切田赋丁粮、苛捐杂税厘金等，实行统一的累进税。税收的种类分为商业税、农业税和工业税3种，其中以农业税为主。苏维埃税收的基本原则，与国民党的财政政策相反，是把主要财政负担放在剥削者身上。在征收农业税时，富农税重，贫农、中农税轻，雇农和红军家属免税，受灾地区减免税收。分得了土地的农民，喜获丰收后踊跃纳税。据于都、兴国、胜利、会昌、安远等6县1932年不完全统计，交中央政府的农业税一年达339683元，超额完成纳税任务。商业税分营业税和关税两种。营业税以商店资本大小、盈余多少征收统一的累进税。赣南苏区于1932年6月先在宁都、于都、兴国、石城等县县城试行，然后全面推开。关税以苏区需要程度统制货物的进出口为目的，因此关税税率有完全免征的，有高至百分之百的。一切货物在边境税关纳税后，通行全苏区，不作第二次征税。

　　为鼓励工商业者在苏区内自由投资和承租、承办企业，工业税仅征所得税，不征产品出厂税，且税率比商业税更轻。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苏维埃区域不断巩固，苏维埃政府建立的国营企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直接经营着一大部分出口贸易和根据地内的商品流通，为政府提供了财政基础。正如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

　　为了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解决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资金，中央苏区先后发行了三次公债。1932年6月发行短期革命战争公债60万元；同年10月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120万元；1933年8月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赣南苏区人民掀起了购买公债的热潮，每期都超额完成任务，三次共认购公债368万元，占发行总额的76.6%。其中，兴国县第一期完成55600元，列江西全省之冠；第二期完成13万元；第三期分配42万元，又超额完成。长冈乡一个乡就购买5456元，受到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表扬。于都一户名叫刘惠贵的农民，革命前兄弟三人跟随父亲行乞为生，分田后连年丰收，为了感谢共产党，1933年他把收获的31担谷子，除留下全家4人全年口粮19担外，其余全部拿来买了公债。

　　苏区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供给红军和革命战争所需费用，同时保障各级苏维埃政府开支费用以及发展文教卫生等公共事业，适量用于发展生产。其中红军和革命战争费用在苏区财政支出中比重最大。此项费用包括红军的伙食费、津贴费、零用钱、马干费、擦枪费、办公费、特别费和各种杂费。政府机关的公用经费和技术人员津贴，也是财政支出的主要经常项目之一。政府公用经费包括各机关团体工作人员的办公费、出差费、伙食费、购置费、书报费、会议费、宣传费、应酬费、邮费、医药费、纪念活动费、交通费、招待费、文化教育费、印刷费、修整费、补助工会费、赤卫军用费、犯人伙食费、工农运动费、抚恤费、慰劳费，以及其他杂费等。财政支出坚持厉行节约的原则。苏维埃政府要求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向着贪污浪费作坚决斗争”，“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是苏维埃会计制度的原则”。并且号召各级政府开展群众性的节约运动，仅1934年4月至7月，中央苏区经费开支就节省了130万元。同时，还实行精简机构。据1934年3月《红色中华》报道，当时党中央裁减了通讯、杂务人员35％，挑夫10％；中央各部门减少工作人员20％；地方各级政府也精简大批人员，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金融管理方面，为了改变反动派遗留下来的混乱局面，统一苏区流通货币，苏维埃政府建立工农自己的银行。1930年11月，在原赣西南苏维埃政府银行的基础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创办了江西工农银行。江西工农银行成立时，设在吉安城友庆巷，行长颜达，有七八台石印机，职员、印刷工人十余人。1930年11月中旬，迁至吉安县东固瑶下，后又随军转战，先后迁驻永丰县的龙岗、兴国县的莲塘、万安县的良口和兴国县的水头庄等地，最后迁驻瑞金。江西工农银行印刷发行的纸币，一直流通到1932年夏。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为着巩固这个新生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必须建立自己统一、独立的金融货币体系。根据一苏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支持的决议案》要求，1932年2月1日，在瑞金叶坪村正式创立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中央人民委员会任命毛泽民为行长。银行行址设在叶坪村内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普通民房里。同年7月7日开始发行纸币，统一苏区货币。纸币的印刷由设在瑞金犁笃下的中央造币厂负责。纸币可以兑换银元、银角，携带方便，初发时因币值稳定，迅速占领了苏区市场，赣南苏区各地均普遍流通，享有很高的信誉。但1933年底以后，苏区物资日益缺乏，财政日益困难，不得不以大量发行纸币来支撑财政，造成纸币贬值，金融混乱。除纸币外，中央造币厂还在瑞金洋溪铸造少量的苏维埃银元和一些“大头洋”、“小头洋”、“老鹰洋”银元，以利沟通赤白贸易。

　　为了抵制高利贷剥削，帮助发展生产，苏区还建立了信用合作社。社员购买生产资料或其它急需用途而资金紧缺时，由信用社提供短期低息贷款(不超过1年)。同时，信用社吸收群众存款，开办有定期、活期、零存整取3种储蓄业务，付给利息，存取自由。

　　苏区的财政金融事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苏区的工农业生产和商品的流通。由于后期“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一方面取消了主力红军筹款的任务，忽略了根据地内的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又脱离苏区实际和人民群众的实际承受能力，实行一些过“左”的财政政策，如加重中小商人的税收，滥发纸币等等，致使苏区经济建设工作受到干扰和破坏。

　　（市委党史办供稿，胡日旺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