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百讲】第三十七讲 宁都兵暴与红五军团诞生（下）

刘振亚、袁汉澄他们返回二十六路军后，先顺着自己熟悉、可靠的关系发展党员；谁发展谁领导，只发生纵的关系，不发生横的关系，特殊情况例外。

他们先后发展了罗亚平(总指挥部译电主任)、王铭五(七十四旅副连长)、王振铎(总指挥部执法队长)、李秉仁(七十四旅排长)、杨金堂(中校参谋)、王宏文(上尉执法官)、李青云(学兵连教官)入党，并与共产党员熊伯涛(七十九旅副连长)接上了关系。随后，他们成立了二十六路军地下特别支部，刘振亚任特支书记，袁汉澄任组织委员，王铭伍任宣传委员。特支下设官长支部和士兵支部。经中共中央特批，他们又发展了总参谋长赵博生入党，为起义成功奠定了关键一步。

赵博生，河北黄骅县人，贫苦出身。1917年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先后任团参谋、参谋处长、旅、师、军参谋长、特种兵旅参谋长等职，素以为人正直、艰苦朴素著称。他对军阀混战极为不满，曾写下《救国救民之责任》一文，对士兵们说：“我每天都准备着死。在未死之前，活一天，就坚决地为劳苦大众奋斗一天。”他不愿归降蒋介石，曾率部上秦岭独树一帜；他对苏区宣传品特别留心研究，对以“赤匪”罪名抓来的农民都设法予以释放；他对共产党有好感，打听刘伯坚的下落，派人寻找共产党组织。赵博生入党前诚恳地对试探他的共产党员罗亚平说：“我要求参加共产党，别看我是参谋长，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赵博生入党后，又先后吸收了王际坦(王幼平)等10多人入党。

二十六路军地下特支，是起义的坚强领导核心。

正当起义工作紧张进行之时，发生了一个万分危急的情况，险些将起义毁于一旦。

1931年12月5日，蒋介石的南昌行营意外地获得了二十六路军中共地下特支的秘密，火急电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伍3名共党分子，星夜送行营惩处。接着，蒋介石又派专机到宁都空投了一个“手令”，命令将二十六路军中的共产党员一网打尽，情况万分紧急！

幸好电报落在总参谋长（共产党员）赵博生手里。赵博生一面以“尊令即办”应付蒋介石，一面立即与刘振亚、袁汉澄等人商量应变办法。议定争取董振堂、季振同和黄中岳共同起义参加红军。他们认真分析了整个二十六路军的情况，认为董振堂的七十三旅，季振同的七十四旅是二十六路军的主力旅(黄中岳是七十四旅主力团的团长)，将这两个旅争取过来了对起义成功将起重要作用。董振堂是赵博生的同学和同乡，有倾向革命的言论，曾对刘振亚吐露过“倒戈”的想法，还去找过刘伯坚。赵博生利用同学、同乡关系和多年交往已对他做了大量工作。季振同是冯玉祥的心腹，对归降蒋介石一直不服气，有强烈抗日要求。他与赵博生是同乡，两人共事较久，对赵博生比较尊重。赵博生也曾找他做过不少工作。黄中岳是季振同的把兄弟，是跟季走的。因此，争取他们共同起义是有把握的。他们还商定，由赵博生负责去做争取董、季、黄共同起义的工作；袁汉澄赴中央苏区向党中央报告起义的具体问题。

赵博生首先找的是董振堂，与他共商二十六路军的出路。董振堂说：“恩溥，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听你的!”赵博生果断地说：“联合红军，北上抗日!”董振堂当即表示赞成。两人商定后，便一起去找季振同。季振同性格爽朗，当议论到二十六路军的处境和前途时，他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前进是死，后退也是死，干脆和红军联合起来，回北方打日本!未知二位老兄有何见教?”赵博生说：“季弟有远见卓识，赵某当供驱策!”董振堂点点头：“我赞成，你说的办法太好了!”赵博生又说：“未知中岳弟意下如何?”季振同说：“我同中岳的关系，如同你和绍仲的关系一样，用不着多费唇舌。”说罢哈哈大笑。他们商定共同举行起义后，决定联名给在中央苏区的刘伯坚写信，表明他们起义加入红军的诚意和决心。

袁汉澄星夜奔赴中央苏区，在瑞金叶坪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报告了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以及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设想。与此同时，董振堂、季振同等人派出的信使郭如岳、卢寿椿也到达叶坪，见到了刘伯坚。中革军委根据特支的报告和董振堂等人的来信，经过研究，决定组织发动二十六路军起义。当时提出：一，用最大的努力，争取全部暴动；二，假如不能全部起义，则以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掌握的部队，以“进剿”为名，在适当的地点解决反动军官，实行局部起义开到苏区；三，暴动万一不成功，暴露的同志(如赵博生等人)一律离开宁都到苏区来，没有暴露的同志继续隐蔽在二十六路军中开展工作；四，派红军在宁都城外20里的会同地区监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以便相机策应起义；五，派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同志携带电台至澎湃县苏维埃政府联络指挥；六，由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赵博生等推举起义领导人；起义的时间定为12月13日；七，行动要机密；起义时，在可能情况下，把宁都地方反动武装头子严维绅、黄才梯逮捕起来。

袁汉澄返回宁都，向刘振亚、赵博生等传达了中革军委的指示精神；郭如岳、卢寿椿带回了刘伯坚给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的一封信。经过研究，他们又派卢寿椿去苏区进一步洽商起义事宜。

在叶坪，刘伯坚代表中革军委，除与卢寿椿面商外，又给季振同等人写了一封信，转达中革军委决定：二十六路军起义后改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委任季振同为第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红十三军军长(起义后任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红十四军军长(起义后任总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红十五军军长；并对起义作了具体的部署。

起义时间原定为12月13日拂晓，因冬衣和饷款未到，临时决定推迟一天。

特别支部和起义将领都投入了紧张的起义准备工作，召开了起义行动会议，确定了起义的最后行动方案。

1931年12月14日，整整一个白天宁都县城都很平静。下午4点，根据赵博生和季振同的命令，宁都城内全部换岗换哨。

5点多钟，根据赵博生的命令，二十六路军的3部电台全部关机，人员一律离开，由七十三旅学兵连等队伍控制；城内通往城外的电话全部切断，全城戒严，关闭城门；七十三旅封闭、看守各要害部门；七十四旅一团一营集合待命，准备包围二十五师师部。

接近6点，总指挥部却灯火辉煌——赵博生以总指挥部名义“宴请”团以上军官。那些旅长、团长们一个个都趾高气扬地走进了被暗中包围了的总指挥部。只有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借故未来“赴宴”。

6时许，宴会开始，赵博生说：“总座(孙连仲)在上海养病关心各位弟兄，特意捎来高级烟酒慰问。今天请各位前来，一是感谢总座关心，二是有紧急军务要和诸位磋商。咱们边吃边谈，请诸位自便。”

酒过三巡，突然楼下“哒哒哒”响起一阵冲锋枪声。原来，那些旅长、团长的护兵留在楼下喝酒，已被预先布置在那里的“招待人员”两个夹一个地缴了械；七十四旅九连20多人在连长带领下按约定要求迅速向楼上冲去，一个士兵手中的冲锋枪走了火，一梭子弹上了天。

楼上军官一听到枪声，无不大惊!赵博生当机立断，站起来大声说：“诸位，国难当头，众将领对本军前途有何打算?”面对惊疑的目光，赵博生慷慨陈词，阐明了当前日本侵略中国的危急形势和二十六路军所处的困境，宣布：“现在，我愿意带领众将领走一条光明的道路，起义参加红军，回北方，打日本!”多数军官都以信赖和敬佩的目光投向赵博生。一个叫王天顺的团长却把桌子一拍，大叫：“打日本我赞成，要我当‘共匪’就枪毙我吧!我不干!”一个叫李锦亭的团长也拍桌子叫喊：“你们暴动，我不暴动!”另一个叫郭道培的团长见势不妙企图跳楼逃走，被孙步霞一把抓住按倒在地。王天顺、李锦亭从楼上跳下去后，也当即被擒获。还有几个顽固分子也被当场押了起来。

赵博生命令各旅长、团长留在原地，由各旅、团参谋长拿着他们的印章，以他们的名义回去调动部队，按指定时间带到指定地点集合待命；又命令孙步霞鸣枪3响，发出了按预定计划全军行动的信号。顿时，整个宁都城沸腾了!

各项行动都顺利，只是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逃走了，并从城外带走了一个团的兵力。

15日清晨，二十六路军17000多名官兵携带全副武装在城外宝塔下的沙滩上集合。赵博生高声宣告：“暴动成功了！”随后，起义队伍高举着镶有镰刀锤子的红旗，迎着朝阳，浩浩荡荡开赴苏区。宁都起义部队被中革军委授予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番号，后来成为红军的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

宁都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成功的兵运工作。毛泽东同志对宁都起义给予了高度评价。1937年在延安接见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后留影，并亲笔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市委党史办供稿，执笔胡日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