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百讲】第三十六讲 宁都兵暴与红五军团诞生（上）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不足40天，驻宁都城的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000多人在该军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毅然起义，加入红军，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最大规模的一次起义行动，不仅使红军增添了一个主力军团，极大地壮大了红军的力量，拓展了苏维埃区域，而且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在国民党营垒内部产生了巨大震动，给了国民党统治集团一次沉重的打击。蒋介石在内外压力的巨大压迫下，在宁都起义爆发的次日，被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等职，宣布下野！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功策动国民党第二十六军起义呢？这还得从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的艰难处境说起。

二十六路军的前身是冯玉祥领导的具有很强战斗力的西北国民联军。大革命时期这支部队受过共产党的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曾派出刘伯坚、陈延年、刘志丹、宣侠父、邓小平等200多名共产党员到这支部队专事政治工作。刘伯坚担任了西北国民革命军联军总政治部部长，在部队中发展了一批秘密中共党员，并帮助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和光明磊落、雷厉风行、团结友爱的优良作风，在该部官兵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宁汉分裂后，冯玉祥投靠了蒋介石。他就把共产党员从西北军中“押送”或“礼送”出去。但少数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如刘振亚、袁汉澄（又名袁血卒）等仍潜伏在该部。刘振亚还与中共河南省军委保持着联系。

1930年夏秋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军阀大战，以冯玉祥惨败告终。其残部被蒋介石收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下辖第二十五师和二十七师。由原先的四个半步兵师缩编为两个步兵师；蒋介石还把原西北军中的重迫击炮团、野榴弹炮团、装甲列车、骑兵师等全部重装备和特种兵都分割出去了。改编后，全军军官普降一级，薪饷还难于保障，待遇低人一等，过着寄人篱下的苦闷生活。第二十六路军由孙连仲任总指挥兼二十五师师长，高树勋任第二十七师师长，赵博生任参谋长。曾威震一时的西北军顿时成了蒋介石的杂牌军。

改编后，第一次发饷就只发了65％，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却发足饷，装备、供应也强得多。屈辱附蒋，使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不满、怨恨情绪日益滋长。

1931年2月，二十六路军被蒋介石驱使到江西参加第二次“围剿”红军的战争。这是蒋介石既消灭红军、又排除异己的得意之计。第二十六路军官兵对蒋介石的这一卑劣手段甚为不满，非常抵触。南下江西途中，部队行动迟缓，一些官兵借故离队，多次受到蒋介石的斥责。进入江西后，1931年 5月22日，高树勋率二十七师在永丰县的中村与红军第一次交战，其八十一旅一个整旅大部都被红军歼灭，损失3000余步、机枪和无线电台l部，2300多人被红军俘虏。首战惨败，令二十六路军官兵对红军谈虎色变，也更加深切地体会到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险恶用心。

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命令二十六路军撤到被红军包围的宁都城作配角，又让嫡系朱绍良部部署在其北面的广昌，将其仅有的一条退路堵死，逼其背水一战。幸第三次“围剿”很快被粉碎，二十六路军避免了与红军主力接触。然而，二十六路军却已陷入进将被红军消灭，退路又被蒋军嫡系部队堵死的境地。只能困守孤城，给养难以为继；加上官兵水土不服，疟疾等病疫流行，不到半年，竟病死一两千人。眼见宁都郊野新坟丛集，部队军心浮动，士气极为低落。

1931年“九—•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拱手让东北三省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国土沦亡，更令二十六路军羞愧交加。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的号召下，全国人民迅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被困处宁都一隅的二十六路军官兵，也纷纷响应：“回到北方，打日本去!”其七十四旅主力团团长黄中岳曾激忿地说：“他妈的!与其困倒这里，不如战死在抗日的沙场!”二十六路军的高级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北上抗日，并由董振堂率七十三旅迅即开拔。蒋介石却立即电令二十六路军撤回到原防，“死守宁都”，并说再有“侈谈抗日者杀勿赦”。二十六路军才向北走出60里，刚到宁都的石上，又不得不返回宁都城驻守。

返回宁都不久，孙连仲、高树勋等见势不妙，纷纷借口养病，先后溜到南京、上海去了。孙连仲临走前，交待总参谋长赵博生“代拆代行”军务；并把七十五旅旅长李松昆提为二十五师师长。面对坐以待毙的危局，二十六路军不少人都在寻求出路，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联合共产党这条路。

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就是其中想寻找共产党的一个。他决定去找刘伯坚，便以养病为名带着刘振亚到了南昌。在南昌没有找到，又叫刘振亚去上海找线索。其时，刘伯坚就在苏区，并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

在此同时，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也派政训处长胡景陶去山西、天津等地找冯玉祥，想通过冯玉祥再与共产党联系。

总参谋长赵博生也派心腹四处活动，积极寻找共产党的组织。其实，二十六路军内就有共产党，刘振亚和袁汉澄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凑在一起互诉了“没有党组织的领导，不能发挥作用”的苦衷，决定派袁汉澄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后街的同春饭庄，找接头人陈立与中共河南省委联系。袁汉澄千里迢迢到了开封，与陈立接上了头。按照中共河南省委军委的指示，袁汉澄与王超、李肃又去上海请示中央。到了上海，他们在四马路振华旅馆三楼，与中共中央军委派来的朱瑞接上了关系。他们边搓麻将边谈话，最后朱瑞说：中央决定派王超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同袁汉澄、李肃一道去江西，“任务就是争取国民党的二十六路军到革命方面来”。1931年5月下旬，袁汉澄3人到达二十六路军，与刘振亚一起开始了有组织的兵运工作。

（市委党史办供稿，胡日旺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