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百讲】第十一讲 寻乌圳下遭袭

第十一讲 寻乌圳下遭袭

　　1929年1月26日，红四军出击赣南，在大余激战受挫后，经广东乌迳突围，碾转赣粤边境抵达信丰县崇仙。在此，红四军前委得悉安远、定南、信丰3县边境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活动。27日凌晨，为甩掉尾追之敌，部队遂经龙南东坑向定南、安远边境前进。这一带到处是地主豪绅的土围和民团。红军不断遭到袭击，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既找不到粮食，也找不到向导，寒风刺骨，薄衣单衫，赤脚行军，鲜血淌地，到了最为困难的境地，却没有人叫苦脱逃，大家咬紧牙关，坚持斗争。毛泽东、朱德与大家一样饿着肚子行军，他们的座骑都让给伤病员骑乘。

　　1月29日，红四军到达定南县月子岗，后卫部队与追击而来的国民党军第15旅先头部队激战，掩护主力于30日赶到定南县龙塘圩，与在这一带活动的赣南红军第26纵队取得了联系。通过与红26纵队纵队长郭一清、党代表黄达交谈，毛泽东、朱德初步了解到当地情况。当晚，红四军在红26纵队的掩护下，至安远县的鹤仔圩宿营。鹤仔，位于安远、定南、寻乌三县之交，离安远县城约八九十华里。经半月之久征战的红四军已人困马乏，极度疲劳，急需争取时间休整，补充弹药给养，于是，毛泽东、朱德决定攻打安远县城。红26纵队奉命牵制敌军，红四军当日向安远城方向前进，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写信给中共安远县委书记罗贵波，要求县委立即组织群众武装暴动，配合红军攻城。

　　罗贵波接到毛泽东指示信后，连夜召开县委会议研究部署。县委一面派出人员将所有能组织的群众都武装起来，组成暴动队，做好行动准备；一面派县委领导人魏宗周前往迎接红四军。魏宗周赶到安远县南部孔田圩时，得悉敌军几个团与当地地主民团已准备在孔田北面的太平圩夹击红四军。他立即找到红四军军部，将情况向毛泽东、朱德报告。红四军遂改变计划，由黄达带路，改道向寻乌县方向前进。

　　31日，在孔田脱险后的红四军到达寻乌县菖莆圩，与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取得联系。古柏向毛泽东和朱德汇报了寻乌和赣南革命斗争情况，建议红四军转向项山罗福嶂，在闽粤赣3省交界的大山中找一个落脚点。

　　2月1日，根据古柏建议，毛泽东和朱德率领部队直奔罗福嶂，经留车、青龙、双茶亭，当夜宿吉潭圳下村。圳下村，在吉潭以东约3华里。它四面群山环抱，中间是个东西走向的狭长田段和一条小河，村中住有十几户人家。毛泽东与军部住在村中围上大屋，朱德住在村中的文昌阁，前卫红31团与后卫红28团相距约4公里。

　　2日凌晨，前卫红31团已经出发，后卫红28团团长林彪违反规定，不等军部开拔就已撤哨，开始移动；住在前委和军部附近的特务营、独立营正整装待发；前委和军部机关刚开早饭，毛泽东还未起床。就在这时候，尾追而来的敌刘士毅第15旅先头部队，乘着朦胧晨曦，绕过红28团驻地，突然向驻在圳下村中的红四军军部袭击。一时枪声骤起，噼噼啪啪，红军还以为是村中百姓放鞭炮。待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谭震林和前委秘书长江华听清是枪声时，敌人已冲到离军部驻地仅几十米的地方。而此时，军部机关已被敌人包围，毛泽东、朱德、陈毅都被敌困在其中。

　　在这危机时刻，谭震林和江华一边抵抗，一边命警卫员赶紧叫醒党代表毛泽东，并通知朱德军长撤退。被枪声惊醒的毛泽东，由警卫班掩护从后门突围出去。村中一条小河，河上有座小桥，桥上桥下挤满了争相过桥的红军战士，一片混乱。毛泽东飞快上前，朝挤在桥头的红军大喊：“不要跑，要抵抗敌人！”这时，毛泽东夫人贺子珍赶到。毛泽东向贺子珍要过手枪，朝天开了一枪，继续大喊道：“不要跑！要抵抗敌人！”贺子珍也合着毛泽东声音大喊。警卫班跟上来，依托河沿向追来的敌军射击，混乱的红军战士们纷纷加入抵抗的行列。随后，毛泽东和贺子珍由警卫班掩护，涉水过河，突围上山。

　　朱德军长离开住处时，敌军已近在眼前。他手提冲锋枪与警卫排一起，杀开一条血路，突围出来。朱德夫人伍若兰与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妇女组组长曾志，跟在朱德后边一起突围。不料伍若兰在爬一个土坎时腿部中弹，负伤倒地，不幸被俘，后被押解至赣州，于2月12日在赣州城卫府里英勇就义。

　　正在吃早饭的军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随即披着大衣急走，却被突然冲上来的敌人一把揪住，他顺势将大衣一抛，正好罩住敌人的头部，快跑脱身。陈毅和谭震林、江华等一起，冒着枪弹从前门冲出，机智脱险。毛泽东的弟弟、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宣传科长毛泽覃，身负重伤，幸而突围。

　　这时，红四军特务营组织全力拼死掩护，担任前卫的31团听到后面枪声紧密，赶紧回头接应，军部才得脱险。只见到毛泽东等人，打回村中，既不见朱德，也不知28团去向。他们一直等了两三个小时，才看见朱德带着警卫排从一条小路赶了上来。中午时分，仍溃不成军。毛泽东和朱德只好和31团、军特务营和独立营部队，按预定目标，当晚全部转移至罗福嶂宿营。

　　罗福嶂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子，四面高山中间一块狭长小盆地。毛泽东、朱德和军部住在村中芹菜塘大庙中。红四军此时处于井冈山下山以来最困难的绝境之中。全军在大余信丰寻乌损失约200支枪，600人。部队早已断粮，官兵连续七八天半饥半饱；几次战斗加上寒冷饥饿，伤病员剧增，又无处安置，只得用担架抬着行军、转移；弹药损耗殆尽，屡次战败，又无缴获补充。一时，部队士气低落，埋怨情绪日增。

　　面对红四军所处困境，2月3日，毛泽东在罗福嶂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就红四军的领导体制、行动方向及如何对付严峻复杂的敌情等，展开了讨论和争论。会议决定，全军向吉安东固前进，找个落脚之地；同时决定部队整编为第1、3两个纵队，毛泽东与朱德各带一路分头向东固进军；撤销红四军军委，将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以减少层次，便于机断。会上还决定：万一部队失败，领导人要分别潜往上海等地，化名登报与组织联系，重振旗鼓再干。毛泽东化名“杨子任”，朱德化名“王楷”。

　　会议尚未结束，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匆匆赶来通报：国民党军队正向罗福嶂实施包围。毛泽东和军部决定全军按罗福嶂会议决定立即向东固前进。2月4日拂晓，红四军冒着严寒，秘密沿着会昌和福建武平两县边界的崎岖山道前进，当晚在寻乌县罗塘再遇敌刘士毅部阻击，遂折向武平东留、太阳桥，然后转入会昌东部的河头、半迳。2月8日，红四军抵达瑞金城郊沙州坝，阻击一阵追敌后，绕过瑞金县城，分成两路经黄柏、壬田往大柏地开进。

　　（市委党史办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