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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珍藏着一枚属于国家一级文物的印章。该印章长9厘米、宽1.9厘米、厚2.5厘米，质地为木质，形状呈梯形，竖式阳刻着“登贤县苏维埃政府印”九个字，字迹清晰完整。
登贤县苏维埃政府印章目前被收藏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这枚阳刻木质印章为国家一级文物，它蕴藏着一段刻骨铭心的红色传奇，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图为印章与印花的拼图。记者刘凯 摄
这是一枚出入过枪林弹雨、见证着鱼水情深的印章。
这一切，要从90年前那段血与火的历史讲起。
1934年初，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决定，中共粤赣省委决定将于都、赣县、会昌三县边界和原信康县尚未沦陷部分合并组成赤南县。这年2月，赤南县苏维埃政府在于都祁禄山畚岭袁屋下村祠堂宣告成立。次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纪念为革命英勇献身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罗登贤，将赤南县更名为登贤县。
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中央红军主力在于都河以北集结时，登贤县处于中央苏区的后方，主要负责扩红、筹粮筹款、安置伤病员等工作，同时开展游击战，掩护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办事处等机关人员突围转移。
1935年3月，因形势严重恶化，登贤县沦陷解体。登贤县苏维埃政府印章由时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钟家瑶随身保管。
钟家瑶是于都县靖石乡任头村人，登贤县解体后，县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改编为登贤县独立营，向信丰油山方向突围。其中，钟家瑶带领一个连队边打游击边转移。
时值年初，春寒料峭，雨水连绵。因经常冒雨参加战斗，再加上天寒地冻，钟家瑶生了一场病。
“后来，我爷爷病情越来越严重，无法跟随部队前行。他便带着登贤县苏维埃政府印章，改名赖宗瑶，和红军伤病员刘义财、钟桂春一起，辗转来到安远县双芫乡庵山，被当地村民赖芳盛一家好心收留照顾。”钟家瑶的孙子、现供职于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分公司的钟志亮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登贤县苏维埃政府印章是苏区地方政权的象征，也饱含着对革命先烈罗登贤的深深敬意，因此，在钟家瑶的心里，始终存着一个信念，那就是：人在，印章就在。
有一天，国民党靖卫团突然来庵山搜查，刘义财和钟桂春两人躲藏到了屋后山上，而来不及脱身的钟家瑶情急之下只好爬到楼上谷仓顶，把随身携带的登贤县苏维埃政府印章藏在了屋脊木梁与墙的隙缝中，自己则躲进装谷子的禾桶里，这才得以脱险。
这次历险后，为了安全起见，赖芳盛就把钟家瑶三人转移至后山山洞里躲藏起来。每天，赖芳盛的爱人把饭菜装进禾杠里，假装进山砍柴给养伤的钟家瑶三人送饭。就这样，在赖芳盛一家悉心照料下，钟家瑶三人的伤病很快好了起来。
一个月后，钟家瑶三人伤病痊愈。为了更安全地保存好这枚印章，在告别赖芳盛家时，钟家瑶并没有将其取出带走，而是一直留在了赖芳盛家屋梁下的隙缝里。
这枚印章，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在赖芳盛家“躲藏”了23年，钟家瑶也从未对人透露过半点风声。直到解放后的1958年，钟家瑶再次来到赖芳盛家，将印章取出。这时，赖芳盛才知道，他家竟藏着一枚登贤县苏维埃政府印章！
“为避免旁生枝节，印章取出后，我爷爷将它藏在家里，一直没跟家人说。”钟志亮告诉记者，直到1968年，于都县人民政府下文，向全县苏区老干部征集革命文物，爷爷带头响应，郑重地把印章捐献给了于都县博物馆，至此，他家里人才得知这枚印章及其背后的故事。
后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这枚印章被确认为历史原件，定为国家一级文物。1976年，这枚印章还被送到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展览，供全国人民参观。
1996年，钟家瑶去世，享年83岁。据钟志亮回忆，爷爷捐出那枚登贤县苏维埃政府印章后，反复嘱咐后辈说：“一定要把印章背后的故事传述下去。”
“我们现在过着安定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像我爷爷一样的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我们要倍加珍惜，要继承先辈的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我会牢记爷爷的嘱托，把先辈的革命经历和感人故事整理好、讲述好，让更多人知道登贤县，了解这枚登贤县苏维埃政府印章的来历和过往。”钟志亮说。
这枚小小木质印章，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见证了红色政权的来之不易，见证了中央红军长征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艰险壮烈；这枚小小木质印章，把我们带回到苏区时期和长征途中的那段峥嵘岁月，仿佛在静静讲述着那段让人刻骨铭心的红色传奇。
策划：钟义勇 张河云
作者：记者刘庆元 特约记者肖章荣 通讯员钟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