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游击队整训改编为新四军

　　1937年7月发生的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标志着全国抗战的开始。为早日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进一步推动全国抗战，7月中旬，中共中央派代表同国民党谈判，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红军游击队是党领导的重要武装力量。根据全国政局的变化，8月1日，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各红军游击队：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可以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项英、陈毅分别与国民党江西省和赣州当局以及国民党驻军，围绕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为新四军）的建制、编制、干部、装备等具体问题进行谈判。经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双方最终达成合作抗日等协议。同时，项英、陈毅以中央分局名义发表《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要求南方各地游击队停止游击战争，集中改编抗日。

　　在选择部队集中的地点时，红军游击队始终保持革命警惕，坚持独立的靠山近水的安全地带扎营。根据中共赣粤边特委指示，北山、油山、信康赣、信南等地的游击队分别在信丰、全南、广东南雄等地集中和整训，随后陆续开赴池江，分驻在池江弓里、板棚、小汾、兰溪、杨村等地，并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湘南游击队在湖南沙田集中后，也开往大余池江整训。之所以选择在池江进行整训，是因为池江背靠油山，面临平原，进退方便，便于指挥；人口稠密、土地肥沃，群众基础好、觉悟高，部队给养和安全有保障。此外，汀瑞边游击队按照谈判协议，在瑞金集中整训，改编为瑞金人民抗日义勇军。

　　整训期间，中共赣粤边特委在弓里举办了地方干部训练班，陈毅、杨尚奎、陈丕显等领导亲自授课，进一步提高了战士们的理论水平。基于“过去的残酷斗争只在游击战术上各有特长，对军事普遍常识却感到不足”的状况，为适应部队从游击战争转变到抗日战争的需要，特委开展了军事术科训练。在弓里、小汾等游击队驻地，分别修建了6个练兵场，对战士进行正规军事术科训练。战士们以饱满的革命激情，斗志昂扬，苦练杀敌本领，随时准备上沙场，打击日本侵略者。

　　与此同时，各地群众掀起了慰问义勇军的热潮。曾任赣南特委组织部部长的刘建华对此深有感触地回忆：“信丰、大余、南康、南雄、三南等地的几百名青年和妇女，送来几百担鸡鸭、鱼肉、花生、米果、烫皮和1000多双军鞋布袜等慰劳品，以及大量的慰问信，慰问抗日义勇军指战员。信丰的李桂华带领的一支慰问队就送来500双鞋和500条毛巾，还有500斤花生油。”

　　中共赣粤边特委及时抓住有利形势，在群众中广泛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每逢圩日，杨尚奎总是在人群最集中的地方进行宣讲，向群众“讲解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抗日政策，宣扬赣粤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顾全大局，为挽救民族危亡，决心奔赴战场与日寇血战到底的精神，鼓动热血青年走到抗日的队伍里来”。他“讲到激动处，常常声音哽咽，热泪夺眶”，“被他讲演吸引住的人在他周围围得水泄不通”。

　　特委还派人到老游击区、县城、大圩镇，开展宣传演出活动。通过广泛宣传，广大群众热烈响应党的抗日救国号召，纷纷动员亲人参加义勇军，出现了母送子、妻送夫、兄弟争相参军的动人情景。一些逃亡在外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红军战士，许多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员、苏区干部，一直遭受国民党迫害的红军游击队家属，长期隐蔽在家的地下党员、游击队员……纷纷前来池江寻找党组织，参加义勇军。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赣粤边抗日义勇军由集中时的300多人扩编到700多人。

　　从1937年底至1938年初，池江成为赣粤湘边抗日救亡的中心，成为革命群众和进步青年一心向往的地方，被誉为南方的“小延安”。

　　1938年1月底，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来到大余池江，宣布赣粤边和湘南抗日义勇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和第三营的一部分。赣粤边特委改为赣南特委，杨尚奎任特委书记。瑞金人民抗日义勇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团第二营和第四团第二营的一部分。

　　2月15日，新四军第一支队从池江出发，经南康、赣州城郊，开赴抗日前线；3月1日，新四军第二支队从龙岩白土出发，经瑞金、于都、赣州城郊，开赴抗日前线。新四军沿途受到广大群众热烈欢送，他们驻扎赣州城郊期间，广泛开展了抗日宣传活动，进一步扩大了抗日影响，近千名青年报名参加新四军，进一步壮大了抗日力量。赣州因此成为新四军的重要组建地之一。

　　从此，经过三年游击战争艰苦考验的红军游击队，走出深山老林，以新四军的勃勃英姿，高举抗日大旗，驰骋在大江南北，成为一支立场坚定、久经考验的红色劲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被毛泽东誉为“华中人民的长城”。（陈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