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党人正确政绩观的司法实践

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党人正确政绩观的司法实践

邓泽平 杨珊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开创了人民司法事业的第一个历史形态。这一时期，共产党人以“为民司法”为核心价值取向，在司法领域树立并践行了独特的政绩观：以巩固政权、赢得民心为根本目标，以群众路线为基本方法，以制度创新为实践路径，以廉洁公正为衡量标准，以政治逻辑统摄司法逻辑，将司法工作嵌入革命动员与政权建设的整体实践之中。

　　一、以人民性为司法政绩观的核心取向

　　中央苏区司法政绩观的首要特征，是将“人民性”确立为司法工作的根本价值取向，评判司法工作成效的首要标准是能否真正维护工农群众的利益、能否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

　　1931年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不仅宣示了政权的人民属性，更为司法权确立了人民性的政治根基。《裁判部的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第十四条规定，陪审员由职工会、雇农工会、贫农团及其他群众团体选举出来，群众可以直接参与法庭审判。第十五条规定，如陪审员之某一人有特别意见，而坚决保留自己的意见时，可以用信封封起，提到上裁判部去，作为上级裁判部对于该案件的参考。为此，工农群众不再是司法的旁观者，而是司法活动的直接参与者。

　　二、以制度创新落实正确政绩观

　　正确的政绩观不能仅停留在理念层面，必须通过制度安排得以落实。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党人围绕“为民司法”这一核心价值，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使司法工作既有方向、又有抓手、还可检验。

　　苏区推行了巡回审判、人民陪审、公开审判等多项旨在扩大群众参与的民主化审判制度。巡回审判将法庭搬到田间地头，使群众不必“上衙门”就能“打官司”。人民陪审使工农群众直接参与审判过程。公开审判则要求“在审判案件之先，必须广泛贴审判日程，使群众知道某日审判某某案件，吸引群众旁听”。苏区司法政绩观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通过一系列精密的制度设计转化为可操作、可检验的工作机制。每一项制度的背后，都蕴含着“司法为了谁、依靠谁”这一根本问题的回答。

　　三、以群众路线为司法工作基本方法

　　如果说“人民性”回答了司法“为了谁”的问题，那么“群众路线”则回答了司法“依靠谁”的问题。中央苏区司法工作的一条基本经验是：只有深入群众、依靠群众，才能真正实现司法为民的目标。

　　注重调查研究，避免“坐堂问案”。何叔衡在审理案件时，从不轻信书面材料，而是坚持亲自调查。1932年，他接到举报瑞金县委组织部长陈景魁的信后，亲自带几个人到黄柏村进行调查，走访群众、核实证据，最终查实陈景魁强奸妇女、贪污腐化、诬陷杀害革命干部等多项罪行。在查处瑞金县苏财政部贪污案时，他亲率“轻骑队”逐项核查账目，查出了多报灯油、假造购纸收据、谎报伙食费等一系列问题。这与国民党政权“衙门作风”形成了鲜明对比，成为苏区赢得民心的重要筹码。

　　运用典型案例推动工作。苏区司法机关善于运用典型案例推动工作，谢步升案即为典型。在接到群众举报后，何叔衡立即成立专案组调查，但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出面说情，苏区中央局在未调查的情况下通知释放。邓小平得知后表示：“像谢步升这样的贪污腐化分子不处理，我这个县委书记怎么向人民群众交代？”毛泽东也明确指示：“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最终，谢步升被执行枪决。这种“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工作方法，正是苏区正确司法政绩观的生动实践。

　　四、以廉政建设促公正赢民心

　　苏区司法政绩观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将廉政建设作为司法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共产党人看来，贪污腐败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它直接侵蚀政权的合法性。正如毛泽东所言：“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

　　苏区查处了一系列重大贪腐案件。这些案件的共同特点是，无论职务高低，一律依法严惩。左祥云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总务厅基建工程处处长，因贪污公款、携款潜逃、盗窃军事秘密地图，被判处死刑；陈景魁是瑞金县委组织部长，因涉黑涉恶、强奸妇女，被公审枪决；于都县从县委书记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多名干部因集体腐败被依法严惩。这些案件的查处，产生了巨大的政治效应。苏区干部由此形成了“清正廉洁”的集体自觉，这在当时物资极度匮乏、诱惑无处不在的条件下，殊为不易。

　　总之，综观苏区司法实践，可以将其政绩观概括为“一个核心、三个统一”，即以“为民司法”为核心价值取向，实现政治逻辑与司法逻辑的统一、专业性与群众性的统一、程序公正与实质公正的统一。中央苏区时期的司法实践虽然已过去近一个世纪，但其蕴含的上述政绩观智慧，对当代中国司法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简介：邓泽平，赣州市委党校第31期中青班学员；杨珊，瑞金市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事审判庭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