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慕南：坚持革命到最后一刻

　　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立志让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过上好日子；他一心为民，深入广大农村，成为安远、寻乌等地农民运动组织者、领导者之一；他不幸被俘后，对党绝对忠诚，不畏酷刑，始终保守党和革命事业的秘密，坚持斗争到生命最后一刻。他就是安远籍革命烈士杜慕南。

　　杜慕南，1913年生于安远县濂江乡修田村（现欣山镇修田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他早年丧父，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对当时的社会不公等现象有着深切认识。1927年春，杜慕南参加了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接触到了革命思想。同年冬天，他回到安远积极参与革命事业，并与杜为芳、杜马仔等热血青年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踏上了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革命道路。

　　1930年春，杜慕南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区区委组织部部长、区委书记等职，积极率领农民开展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废租、废债”的土地革命运动。革命火焰在安远的土地上熊熊燃烧起来了。1933年，杜慕南先后任安远县委委员、常委、宣传部长和县委书记等职务。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面对敌强我弱的恶劣形势，杜慕南没有悲观失望，团结带领苏区军民积极开展革命斗争。为了扭转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杜慕南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农村，组织发动群众，宣传革命终会胜利的道理；积极培养骨干分子，以骨干分子带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广大群众被发动起来，踊跃参与革命事业，纷纷参军参战，给部队送粮送物。安远的革命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革命斗争深入开展。

　　1934年7月，根据党的安排，杜慕南参加了在瑞金举办的白区工作训练班。8月，训练班结束后，按照党的指示，杜慕南担任安（远）定（南）县委书记，领导安远、定南一带的游击战争。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敌人加紧对中央苏区腹地的进攻，安远、定南一带的根据地全部失守，党的许多组织遭到破坏。为坚持革命斗争，杜慕南和留守苏区的同志们组织了一支红色挺进队，杜慕南任大队长。依托九龙嶂山区，挺进队转战安远、寻乌、定南和广东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国民党军，掩护中央红军长征。

　　1935年4月，粤赣边区军政委员会在寻乌成立，罗屏汉任主席，周建屏任副主席，李天柱、张凯、陈铁生、杜慕南任委员，统一领导粤赣边地区的革命斗争。5月，杜慕南率领红色挺进队返回安远南部与寻乌一带坚持斗争。国民党反动派采取经济封锁和清乡搜山的策略，企图困死和消灭挺进队。在广大群众的倾力支持下，挺进队克服艰难困苦，出其不意袭扰敌人，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1月，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向赣粤边游击区发动大规模“清剿”，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他们企图通过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切断群众与挺进队的联系，将挺进队困死、饿死在山上。在军事上，他们实行“屋烧光，人杀光，东西抢光”的“三光”政策，不断派部队对游击队进行“围剿”。在经济上，他们实施严密封锁，实行所谓“移民并村、十户联保制”“一家通匪，十家联坐，一家通匪、十家同祸”，将小村并大村，然后十户编成一个联保，指定亲信负责监管。同时，对群众进行严密的监视，群众外出干活要请假，而且要定时回家。否则轻者挨打受骂，重者坐牢砍头。

　　为了冲破敌人的军事和经济封锁，杜慕南召开会议，决定将挺进队化整为零，分散成三个小队活动。在杜慕南等人的领导下，挺进队在安远和寻乌边界打击敌人和土豪劣绅，把粮食、布匹、食盐和日用品等运到山上。

　　1936年1月，国民党军联合地方靖卫团、铲共团、保安队，通过放火烧山、派兵搜山等方式，对挺进队进行疯狂“清剿”。1月底，挺进队小队长张炳煌投敌叛变。为了向敌人邀功请赏，他带着敌人疯狂“围剿”挺进队，企图将挺进队一举消灭。

　　2月初的一个晚上，杜慕南带领挺进队转移到安远和寻乌边界南部樟溪水附近的山间宿营。第二天一早，叛徒张炳煌便带着敌人将挺进队包围。杜慕南发现敌人后，立即指挥队员突围。敌人穷追不舍，子弹从后面密集射来。杜慕南不幸肩部中弹，流血不止，警卫员赶紧跑过来包扎。为了让大部队突围，杜慕南毅然甩开警卫员，大声命令：“你们快走，我来掩护。”说着，他就钻进了小树林，开枪击毙了多名追上来的敌人，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帮助挺进队摆脱追击，但他终因寡不敌众不幸被俘。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和诱降，杜慕南宁死不屈，始终坚守共产主义信念，与敌作坚决斗争。敌人用尽各种酷刑，都没能从杜慕南的口中得到任何党组织和挺进队的秘密。他们恼羞成怒，于1936年5月将杜慕南残忍杀害，当时杜慕南年仅23岁。（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