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领导的赣南抗日救亡运动

大余人民热烈欢送游击队开赴抗日前线。（资料图）

　　1937年7月7日爆发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日本由此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

　　中共赣粤边特委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同国民党当局谈判、推动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形成的指示，于8月上中旬先后发表《赣粤边共产党游击队联合宣言》《告赣南同胞书》，提出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主张，号召赣南民众团结起来共同抗日。赣粤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将书写了抗日口号的竹片、木板插放在交通要道，让往来群众拾捡知晓。他们还致信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及大余、南康、信丰等县县长，敦促洽谈合作抗日事宜。9月21日，项英、陈毅前往赣州，同国民党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马葆珩、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举行谈判，达成了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的协议。9月24日，项英前往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谈判，解决南方其他游击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等问题。

　　随后，中共中央分局发表《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正式传达党中央将红军游击队改称抗日武装的指示，要求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按时集中整训，改编为抗日武装。从9月下旬开始，赣粤边游击队、汀瑞边游击队陆续整训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战场，实现了国内游击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

　　1938年1月，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撤销中共赣粤边特委，成立中共赣南特委，以推动赣南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并选派了一批政治坚定的党员干部到国民党乡保甲政权、学校及抗日救亡团体中工作，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力量。

　　为了进一步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共赣南特委要求有党组织和党员的地方应当建立工余俱乐部，通过开办夜校、举办读书会、教唱抗日歌曲、举行时事座谈会等形式，开辟经常性的抗日宣传阵地，介绍全国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中共赣南特委书记杨尚奎在池江经常向赴圩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新四军驻池江办事处则将抗日主张编成顺口溜，在群众中广为流传。中共赣州市委以抗日救亡团体中的共产党员为骨干，通过街头宣传、慰问演出、创办墙头壁报、张贴抗日标语来动员群众参与抗日。

　　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赣南人民同仇敌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国共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敌同志会”“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赣江歌咏团”等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不断涌现，不少热血青年还组织业余合唱团在工厂、学校、城镇、矿山、农村教唱抗日歌曲，戏剧界人士发起多次义演捐献活动，赣南各界群众抗日救亡的热情日渐高涨，抗日救亡氛围日益浓厚。

　　1939年1月，在党的支持下，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在赣州成立了东南工业合作协会办事处（简称“东南工合”）。党充分利用这种抗日救亡运动的有效组织形式，将一批共产党员派往“东南工合”开展党的抗日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激发群众抗日爱国热情。经过努力，赣南“工合”事业蓬勃发展，赣县、于都、兴国等10个县建立了“工合”事务所或指导站共200多个工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社员3000多名，生产的产品不仅满足赣南本地军需民用，还运往抗日前线，为支援前方抗日、安置难民，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9年3月南昌沦陷后，赣州成了江西抗日前线的后方重镇。赣南各县党组织号召群众积极参加壮丁队训练，武装起来抗击日本侵略军。各地党组织选派党员干部参加国民党举办的“战时民众组训班”。这些共产党员不仅参加军事训练，还积极在组训班中进行抗日宣传，向参训队员做思想政治工作，引导他们积极投身抗日活动。组训班结束后，参训的共产党员回到各地继续进行民众集训工作，使地方壮丁队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一支抗日民众武装力量。赣南的热血青年也踊跃应征入伍奔赴抗日前线。据赣州《赣报》1946年1月7日的有关报道公布，自1937年至1945年，第四行政区、第八行政区的14个县（兴国、宁都、石城未计在内）出征军人14.8万人。赣南群众缩衣节食，慷慨捐助物资支援抗日，慰劳抗日将士。据史料记载，宁都县从1943年7月至1944年10月底，募捐金额14万元；安远县在1945年为抗日前线将士募集鞋袜1.5万余双。

　　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赣南人民的爱国参战热情被充分地调动起来，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在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功勋册上书写了光辉的篇章。（ 谢晨 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