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大力与《资本论》的四十八年情结

　　《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是马克思经典理论著作中最璀璨的两颗明珠，这两本经典著作在中国的顺利翻译出版，极大地提高了早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觉悟、政治水平和理论素养，为无数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陈望道先生是这本经典著作的翻译者。中文版《共产党宣言》的出版，让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更加迫切希望《资本论》能够早日翻译成中文。《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心血的结晶，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但由于《资本论》中的许多观点过于先进和陌生，以及如何与当时的中国实际情况结合等因素都使《资本论》的翻译难度空前巨大。《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的诞生，离不开多位中国学者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长期艰苦努力付出，有这么一长串名字值得我们永久纪念，他们是陈启修、潘冬舟、吴半农、千家驹、侯外庐、王思华、王亚南、郭大力。《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相继翻译出版，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火炬从此点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火焰开始在中华大地上熊熊燃烧。

　　其中，郭大力是第一部《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的主要完成者。为了使《资本论》能够克服东西方在文化背景、社会阶层组成和社会矛盾等方面的差异，真正用于解决中国的革命和经济建设问题，他用了48年来完成《资本论》的翻译出版工作。对于今天的很多中国人而言，“郭大力”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甚至在他的家乡赣州，这也是一个让很多人感觉陌生的名字。《资本论》的第二卷、第三卷和第四卷（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翻译竟然是在南康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完成的，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能以数十年的不懈努力，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完成《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的出版工作。

　　据郭大力的五弟郭秀勘回忆，郭大力是一个为了革命事业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人。当时，郭大力由于躲避战火，从上海匆忙回到家乡南康县三江乡斜角村，由于走得太急，身边连一本德文字典都没有。在斜角村这样的穷乡僻壤，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宝贝？有时候因为书中的一些语句翻译拿不准，郭大力急得牙龈上火，连发几天高烧，即使这样，稍微清醒，他就喊着要继续翻译《资本论》。家里人都觉得他“入魔”了，什么事情这么重要，难道比生命还重要？除了学术资料的匮乏，精神上的孤独也是极大的挑战，身边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讨论交流，这对于翻译工作的进展也是一个不小的障碍。最重要的是，《资本论》和很多红色书籍一样，被国民党当局列为禁书，翻译此书可能会面临生命的危险。郭大力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我译这部书，并不是因为我已经很理解它，也不是因为我已经有了翻译的能力。1928年，国民党全面背叛了革命，红色政权已在江西建立。当时我只觉得一点：有革命的需要。”

　　郭大力与《资本论》的缘分，并没有在1947年底随着《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翻译完成而画上句号。新中国成立后，郭大力先生于1950年调入中央马列主义学院（今中央党校）工作，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同年开始《资本论》第一卷的修译工作，并在1953年完成全部译文的修译工作，于1953年经人民出版社再版郭大力、王亚南的《资本论》全译本。郭大力1957年10月1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由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全国各地掀起了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热潮，为了满足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他又开始了《资本论》译文的全面修改工作，分别在1963年、1964年和1968年，出版了《资本论》修订版的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之后，他又把当时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辑的新版《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学说史）重译了一遍。1976年，郭大力先生在稿纸上写完《剩余价值学说史》重译稿的最后一个字，因心脏病突发，溘然长逝。1978年，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在出版《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的重译本时，特意在书后的《出版后记》中高度赞扬郭大力数十年如一日翻译马克思《资本论》等经典著作的辛勤付出，并提出他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以纪念郭大力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从1928年“大佛寺计划”起至1976年《剩余价值学说史》重译本翻译出版为止，郭大力为之整整奋斗了48年。

　　当时间来到2021年，距离1938年郭大力、王亚南《资本论》全译本的首次出版时间，已经整整过去了83年，但他们的《资本论》全译本依旧在发行传播，因为它包含着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品格，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过了多少年依旧闪耀着经典的光芒，而这些与郭大力、王亚南真挚宽广的爱国情怀、治学唯谨的文化担当、孜孜以求的学术追求密不可分。（舒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