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客家热”在全球升温,客家文化研究日益成为一门显学。但这方面的研究也暴露出明显缺陷:对客家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客家民俗文化具体事象,如民居、饮食、服饰、习俗等的调查和叙述,少见对客家文化特质的深层次探索,或者把客家文化特质等同于具体的客家民俗文化事象。这样一来,便不能合理解释客家精神风貌以及客家民俗文化产生的深层原因,也不利于客家学这门新兴学科的构建与发展。
作者认为,客家文化的特质不是一维的,而表现出儒家文化、移民文化与山区文化的特质。客家人崇祖先、重教育、保守与变革的二重性特点,以及寻根意识、开拓精神与奇特而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都是这种文化特质的外在表现。
一、儒家文化:客家文化的基本特质
儒家文化是客家文化的基本特质,其对客家文化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崇祖先、重教育以及守旧与变革的两重性方面。
(一)崇祖先。儒家思想中带有浓厚的崇祖色彩,儒家与祖先崇拜的密切关系从其鼻祖孔子那里就已奠定。据说“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他从小就对周礼,特别是其中祭祀祖先之礼产生了浓厚兴趣。据记载“子入太庙,每事问”,孔子来到太庙,对祭祀祖先的祭器、祭礼等有关事宜表现出极大兴趣。参加祭祖活动时,孔子自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总是毕恭毕敬、惟虔惟诚,整个身心沉浸其中,仿佛祖先真的在祭所。后世儒家学者继承了孔子以及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崇祖思想,一面在理论上宣扬祖先崇拜的意义,一面身体力行地参与各王朝宗庙和祭祖制度的制订。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历代王朝的宗庙制度和祭祖制度得以不断延续。他们还努力使祭祖纳入民间宗族制度,尤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曾提出宗子祭祖方案:每个宗族内必须建立一个奉祀高、曾、祖、祢四世神主的祠堂四龛,初立祠堂时计现田每龛取二十分之一作为祭田以供祭用。朱熹等人的主张对后世影响很大,此后民间祠堂、义田大量涌现,家族的祭祖活动更为频繁。祖先崇拜在儒家倡导下成为普遍风气,崇祖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特征。
客家民系的形成恰逢理学盛行之时,客家文化深受理学家崇祖思想影响,忠实继承了儒家的崇祖文化,客家祠堂集中体现了客家人的崇祖意识。在传统客家社会,客家宗族无论大小都建立本族祠堂,祠堂是祖先的妥灵处,主要功能就是崇颂和祭祀祖先。祠堂放置祖先牌位,俗称“祖公牌”“神主牌”,置于祠堂上厅的神案上。一块神主牌代表一位祖先,历史悠久的大宗族祠堂往往分几层陈列几十块甚至上百块神主牌,密密麻麻,蔚为大观。在许多传统客家祠堂,盛行在春节等节日挂祖宗像,表示对祖先的崇敬与思念。春节挂祖先像一般从农历腊月二十五日开始,至正月十五结束,其间人们早晚到祠堂祖像前烧香点烛、虔诚供奉。过去男婚女嫁时,也要在祠堂或祖厅的祖像前表示虔敬:女子出嫁要在祖像前祭拜;男方的接亲者要到女方祖像前供奉;新婚拜堂要在祖像前拜天地、祖宗与父母。客家祠堂大门两侧、厅堂墙壁及柱子上镌刻着许多对联,内容以颂扬宗功祖德居多,例如南康凤岗董氏宗祠对联“堂势尊严昭奕代祖功崇德,宗支蕃衍喜联科秋解春元”,表达子孙后代对祖宗的崇敬与怀念。“祠”的本意即在春天祭祖,祭祀祖先是祠堂最主要的功能,在客家人各项祭祖活动中,祠祭是最重要的仪式之一。客家人举行祠祭,较普遍的是奉行春、秋二祭,也有不少家族在冬至日举行。祠祭参加者为族中男丁,若宗族太大则由每家或每房派代表参加;祭祖仪式多由宗子、族长主持,隆重而庄严、肃穆。客家人除建祠堂外,还重视祖坟及其“风水”,都反映出浓厚的崇祖观念。
(二)重教育。儒家素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创始人孔子在打破贵族对教育的垄断、推广私人办学这一新办学方式方面作出重要贡献,他提倡并实行“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广招学生,先后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可谓桃李满天下。
客家文化突出体现了儒家重视教育的精神。客家中广泛流传着这样的童谣:“蟾蜍罗,哥哥哥,唔(不)读书,无(没)老婆。”“生子不读书,不如养大猪。”在传统社会,客家重视教育比较突出地表现在办祠堂学校和助学、奖学等方面。客家人主要生活在山区,经济相对落后,兴学校办教育存在一定物质条件制约;然而客家人利用祠堂众多的得天独厚优势,办起一所所学校。法国神父赖里查斯在《客法词典》中描写道:在嘉应州,“我们可以看到随处都是学校。一个不到三万人的城市,便有十余间中学和数十间小学,学校人数几乎超过城内居民的一半。在乡下每一个村落,尽管那里只有三五百人,至多也不过三五千人,便有一个以上的学校,因为客家人每一个村落都有祠堂,而那个祠堂也就是学校。全境有六七百个村落,都有祠堂,也就是六七百个学校,这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赖里查斯描写的虽是嘉应州祠堂办学情况,事实上其他客家地区也大致相同。据粗略统计,客家祠堂曾成为办学场所的有数千座之多,甚至现在仍有少量客家祠堂作为村级小学教学场所。有的祠堂学校规模很大,例如民国期间宁都黄陂村廖氏武昌公祠办了一所小学,校内学生多达400余人。客家人除办祠堂学校外,还出资帮助族内一些有培养前途而经济困难的子弟继续深造,同时奖励族内学有所成的子弟。过去客家祠堂都有祠产,有一定数量的田地,叫作“公堂田”,其收获除用于举办祭祖仪式外,相当一部分用来助学奖学,称为“学谷”,按子弟考取功名的不同层次给予相应奖励。客家之所以人文兴盛、人才辈出,与其弘扬儒家重教精神、积极办学与助学奖学是分不开的。
(三)保守性与变革性。儒家表现出保守性与变革性的二重性特征。例如孔子提倡“克己复礼”,企图恢复过去西周的等级制度,表现出守旧思想;同时又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承认社会制度某些变化的合理性。儒家后学亦然,一方面主张“天不变,道也不变”,另一方面又宣扬“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以及“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朱子语)的思想。儒家经典中作为“五经”之首的《周易》盛赞“周武革命”,称其“顺乎天而应乎人”,并发出“革之义大矣哉”的感叹。历史上一些推翻旧王朝、建立新政权的变革或战争中,常可见到儒生的身影。
客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儒家守旧的一面,表现为客家人重视传统、习惯因循、性格偏内向;另一方面又发扬了儒家变革性的特点,客家人勇于变革和革命,自近代以来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政治腐朽、社会黑暗、民不聊生时,他们往往挺身而出、揭竿而起,向腐朽势力发动冲击。例如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中不仅孙中山是客家人,其创立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的32名会员中有31人是客家人;现代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中也有许多客家人,如朱德、叶剑英、张鼎丞等。20世纪30年代,中共中央把中央革命根据地建在客家大本营并非心血来潮,客家人表现出的革命性亦当是这一决策的依据之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客家人积极投身革命斗争,仅兴国一个县23万总人口中就有8万人参加红军,其中牺牲的革命烈士人数达2.3万人之多。长期以来,客家人确实表现出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关心国家、关心政治、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和气概。日本学者山口县造在《客家与中国革命》一书中说:“没有客家,便没有中国革命,换言之,客家的精神,是中国的革命精神”,这话虽说得有些绝对化,但也确实道出了客家人变革性、革命性的一面。
二、移民文化
客家民系是中国历史上多次移民运动的产物。罗香林先生认为,历史上客家民系经历了5次大的迁徙活动:从汉末至东晋,中原汉人南迁鄂、豫南部,到达皖、赣,进入长江流域,这是第一次大迁徙;东晋至五代,汉人又由长江流域南迁至皖南及赣之东南、闽之西南,以至粤之东北边界,这是第二次大迁徙;第三次大迁徙是客家民系形成中的大迁徙,宋高宗南渡时期,客家先民的一部分由第二次大迁徙后的旧居分迁至粤之东部、北部;第四次大迁徙在明末清初满族南下及入主时期,客家先民的一部分由二、三次大迁徙后的旧居分迁至粤之中部及滨海地带,与川、桂、湘及台湾等地;第五次大迁徙为清代同治年间,受广东西路事件及太平天国事件影响,客家一部分人民分迁于广东南路及海南岛、台湾、香港、澳门、南洋群岛以及欧美等地,属世界范围的迁徙。
这些迁徙活动对客家民系十分重要,没有这些移民运动就不会产生“客家”,客家文化的产生与变迁也与移民运动密切相关,其移民文化特质表现得颇为鲜明。作为一种移民文化,客家文化表现出寻根思源的情怀,这突出表现在其堂号和楹联上。
追根溯源是客家祠堂楹联的一项重要内容。南康钟氏祠堂楹联“华胄耀唐江之南,由宋迄今声并田门称叠起;族姓衍颖川之绪,建宇妥灵誉继振公永留传”,叙述了钟氏宗族发源于河南颖川、自宋南迁且定居于南康唐江之南的历史。宁都李氏祠堂楹联“叶密柯聚,自世根深柱下;支分派远,由来源自陇西”,说明该宗族由陇西辗转迁徙至宁都。赣县戚氏祠堂楹联“堂基开宋代,昔自苏州分派;世袭出临辕,颇看赣水发祥”,表明戚氏本是江苏苏州人,后来在宋代迁居赣县。上犹廖氏祠堂楹联“源远流长自唐代为御史中丞,祖德宗功当思发扬光大;溪清水秀由博州迁豫章南野,瓜繁椒衍毋忘好友亲朋”,概述了廖氏宗族自博州(山东聊城)南迁至江西上犹的情况。武平王氏祠堂“脉本太原今蔚起人文自昔曾魁四杰,派向桃溪衍鼎新门第徙今好植三槐”,叙述王氏源于太原的往事。客家人重视传统、不忘本源,把宗族渊源与先人南迁概况郑重写进祠堂楹联以昭示后代。这些楹联一方面成为研究客家先民南迁及客家民系形成的重要资料,另一方面流露出客家人重传统、重宗族、重本源的观念,表现出客家文化的移民文化特质。
在客家文化事象中,有不少就是这种移民文化的反映。语言是划分不同民系的主要标准之一,客家方言特色鲜明,被认为是保存古音最多的一种方言,人们称为古代汉语发展演变的“活化石”,这一特点实与客家民系的迁徙过程密切相关。据研究,客家方言中保存的“魏晋古音”或“六朝古音”与“次生形态的客家先民”在东晋南北朝时期的迁入有直接关系;客家方言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唐代汉语和宋代汉语的某些特点,则是“新生形态的客家先民”在两宋之际及宋末元初大规模迁入的结果。
民俗风情方面,客家传统社会盛行一种“二次葬”习俗,又称“洗骨葬”或“捡骨葬”,是安置祖先遗体的方法:将死者埋葬数年,待其皮肉腐化之后,把骨骼收捡、洗净,置于瓦罐内妥善保存,或择时日、地点再埋葬。据《嘉应州志》记载:“有数十年不葬者,葬数年必启视洗骸,贮以瓦罐,至数百年远祖尤为洗视,或屡经启迁,遗骸残蚀,止余数片,逐转徙不已。”“二次葬”出现的原因固然与人们头脑中灵魂不灭观念密切相关,但更与客家人的迁徙历程有关。民国时期出版的《赤溪县志》在谈“盛骸以罂”的原因时分析说:“疑当时多徙他处迁居,负其亲骸来此相宅,遂以罂盛而葬之。嗣又以流移转徙之不常,恐去而之他乡,故相传为捡骸之法,以便携带欤。”道出了“二次葬”与迁徙的关系。
客家妇女的发髻头饰也与民系迁徙有关。客家妇女过去常盘发髻,并有在发髻中插银器头饰的习俗,一般是一把银簪、一把银夹、三把银叉。据传,客家先民南下大迁徙途中,妇女将铁器小刀、短剑或利叉隐藏插于发髻中作为防身器具,即使到新的居住区,初期也需要自卫防身;久而久之,这些防身自卫器具演变成客家妇女特有的发髻头饰,所不同者是银器代替了初期的铁器。
客家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多元文化,它以中原文化为主体,融合了迁居地的畲、瑶等少数民族文化,这种融合与客家移民活动关系密切。葛剑雄先生指出:“移民既然以定居为目的,就不得不作出文化上的选择,或者接受迁入地的文化,使自己融合于其中;或者坚持自己的文化,并且推行到当地人中去。由于他们最终会成为主人的一分子,所以在接受或传播一种文化时都会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这当然取决于移民的数量和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能量,并且结果也不会如此简单,但除非双方相差过于悬殊,两种文化总会产生碰撞、冲突、互动和融合。”因此,移民是这种民族融合的动因,客家文化体现出移民文化的特征。
三、山区文化
客家地区地理地貌的基本特征是多山。赣南“层峦叠,气势磅礴”“赣之为郡,处江右上游,地大山深,疆隅绣错”“赣地夙号多巘”,赣郡“多崇山幽谷”;闽西“闽中壤狭田小、山麓皆治为陇亩……汀踞闽上游,复岭崇冈,山多于地”;粤东“无平原广阡,其田多在山谷间,高者恒苦旱,下者恒苦涝”。总之,赣闽粤边区这一客家大本营是典型的丘陵山地。
黑格尔认为:“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这地方的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黑格尔关于“历史的地理基础”的论述,作者并不能完全赞同,但此话揭示出自然与人文的密切关联,颇具启迪性。客家民系迁居于山区,山区是客家人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也是其从事生产及各种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的大舞台,即黑格尔所说的“地理基础”,反过来对客家人精神文化的塑造产生重要影响,使客家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山区文化特质。
山歌是客家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文艺形式之一,广泛流传于客家地区,内容贴近生活,语言生动,情意真切,神韵自然,堪称民族艺术的奇葩。山歌之所以能产生和流行,最重要的客观环境就是因为有“山”。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曾指出:“至于客家人的生活,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的关系,所以每日作业于田野山岭间的,颇占多数,并且男女俱出,没有‘男子事于外,女子事于内’之严格差别。至少,我们这一带客家人的情形是如此。他们的气质,大都简朴耐劳,很少慵惰浮夸的恶习,犹保存古代人民的风范。这些,都和他们山歌的产生及内容等有关系。”美国传教士罗伯史密斯说,客家妇女“在山中砍柴草时,常常是一面劳动,一面唱她们自己所创造和喜爱的山歌,而且一问一答,应对如流。有些会唱歌的男子,便会唱起含有爱情词句的山歌,向女方挑逗,往往因此成就良缘。现在这种特殊风格的客家山歌,在东方民俗学中,已占有重要地位了”,由此指出了山歌的创作及歌唱与“山”的关系。可见这是一种原生态的山区文化,突出表现了客家文化的山区文化特质。
客家妇女不裹脚,被称作“大脚婆”。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中指出:“在人口千万以上的汉族诸民系中,唯一没有染上缠足陋习的就是客家了。”一个西方传教士也颇有感慨地说:“西人素束腰,华人缠足,唯(梅)州人无此弊,于世界女人最无憾矣。”客家妇女为何不裹脚,原因众说纷纭,主要与客家妇女承担的劳动重任及所生活的山区地理环境有关。客家妇女不仅要承担“灶头灶尾”的家务,还要像男子一样劳作在“田头田尾”,并且砍柴挑担;山路崎岖、劳务繁重,小脚极不方便,只有天放之足才能适应那里的生产与生活。可见客家“大脚婆”也是山区文化的一种体现。
客家茶文化同样显现出山区文化特色。茶叶树喜暖湿和酸性土壤,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方山区;客家地处山区,气候与土壤皆适宜茶生长,茶因此成为客家重要的经济作物,阳岭茶、小布岩茶等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因产茶,客家人又将茶叶、芝麻、花生、甘草等原料置于擂钵擂成茶泥,再冲入沸水,制成风味独特的客家饮料擂茶,成为客家饮食文化中的珍品。因生产茶叶,客家人又在采茶劳动中创作了采茶戏,使客家地区成为采茶戏的发源地,与采茶相关的还有采茶歌舞、茶篮灯等。茶树、茶叶、擂茶、采茶戏以及采茶歌舞等形成富有特色的客家茶文化,其根基和土壤皆在山区,从这个意义上可谓是一种山区文化。
客家人的精神、气质与视野等方面也与山区文化密切相关。客家人从北方辗转迁徙到南方山区,艰难的山区生产生活环境培育了客家人吃苦耐劳、开拓进取以及勤俭节约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客家居住的山区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又限制了客家人的视野,客家人所表现出的性情不够开朗、遇事喜欢计较、商业意识相对淡薄等,也是这种山区文化的体现。
客家文化并非单一的、线形发展的文化,而是由诸种文化因素组合而成的多元文化。其中儒家文化是其基本特质,同时表现出移民文化与山区文化的特性,由此构成多姿多彩、富有特色的客家文化。
注:此文曾发表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2期;被引用量77次,下载量3359次。
作者林晓平,本科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原赣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客家研究院院长,江西省高校学科带头人,江西省高校教学名师,华东师范大学兼职研究员;现任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江西省民俗与文化遗产学会副会长、江西省历史学会副会长、赣州市专家联谊会副会长兼赣南师范大学分会主任、赣州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库专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及省级项目10多项,并完成多项地方文化建设项目;出版《先秦民俗典籍与客家民俗文化》《先秦诸子与史学》《客家祠堂与文化》《客家民间信仰与民俗文化》等学术著作12部;在《史学理论研究》《民俗研究》《光明日报》(理论版)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成果获教育部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特等奖、江西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并获江西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多项;担任我国第一部省志客家志《江西省志·客家志》主编;多次赴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美国等地讲学和开展学术活动,2017年被聘为世界客属第二十九届恳亲大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