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呼唤赣南客家研究
近年来区域研究蓬勃兴起,无论在传统人文社会科学还是新兴交叉学科,都已成为一种新趋势,方兴未艾、蒸蒸日上。后现代人类学以地域文化挑战西方启蒙以来的“大叙事理论”“总规律”认识,认为文化的根本价值在于其地域性,甚至认为世界上没有“大文化”“总文化”,只有地域文化。具有历史人类学倾向的区域社会史家则把个案的、区域的研究置于对整体历史的关怀之中,强调历时性分析和结构性解剖,从国家制度和观念出发理解具体地域中“地方性知识”与“区域文化”被创造与传播的机制。
赣南是一片神奇的红土地,地域广袤、历史悠久、底蕴厚重、文化多样,在我国社会历史和区域文化研究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是开展区域社会史和客家族群研究的“试验地”“资料库”,许多学者从不同学科、不同研究取向给予过较大关注。也正因区域社会文化的特殊性与重要性,赣南研究得以不断推陈出新、疾步前行。
赣南位于赣江上游、江西省南部,既是自然地理单元,又是行政区划单位。它“南抚百越,北望中州”,据五岭之会,扼赣、闽、粤、湘要冲。赣南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东部武夷山脉连绵于宁都、石城、瑞金、会昌、寻乌等,是江西与福建的分界线;南部是著名的南岭山脉,大庾岭与九连山起伏于大余、信丰、全南、龙南、定南等;西部有罗霄山山脉的诸广山,盘踞在上犹、崇义、南康等县境而邻于湖南。群山使赣南自成天地,但山间存在的若干隘口,也使之可与邻省相互交流。赣南历史上素为“长谷荒蛮之地”,秦汉前曾是“百越之地”,西汉时设置南壄郡,后历代有大量北方汉人南迁,人口和建置渐多。直到明代,赣南所属赣州、南安二府仍是山高林密,是闽粤赣三省多次农民起义的聚集地。明代隆庆三年(1569)设定南县,万历四年(1576)设长宁县,正德十四年(1519)设崇义县,是统治者想通过设置县治安抚一方之举。清代乾隆十九年(1754)析宁都、瑞金、石城为宁都直隶州,光绪二十九年(1903)又设全南厅,赣南才大致形成今天的县域格局。
现在的赣南通常指作为地级市的行政区域江西省赣州市。作为区域的赣南,无论地理位置、自然生态还是人文社会,都有其独特性与重要性,概言之可归结为几点。第一,范围广、人口多。赣州市辖赣县区、章贡区、南康区3个市辖区,以及大余、上犹、崇义、信丰、定南、全南、安远、宁都、于都、兴国、会昌、石城、寻乌13个县,代管瑞金、龙南2个县级市,共18个县级政区;全市总面积39379.64平方千米,占江西省总面积的23.6%,为江西省最大的行政区;人口980多万,占全省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强。第二,生态多元、文化多样。在地形上赣南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但其内部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都有差异:自然生态上,东部、西北、南部和中部有不同发展演变脉络,中部多丘陵,有大面积冲积平原,开发最早;西部和北部多低山丘陵,有冲积平原,开发较早;南部以山地为主,开发晚。有学者按文化特征把赣南分为赣州盆地和章江流域区、贡江流域区、桃江流域区三大块。文化生态上类型丰富、复杂多样,“客家”文化与“非客家”文化共存,“新客家”与“老客家”同处,即使同一县也各有特色、差异较大。清人魏礼对其家乡宁都县内部历史人文有所论述:“宁都属乡六,上三乡皆土著,故永无变动;下三乡佃耕者悉属闽人,大都建宁、宁化之人十七八,上杭、连城居其二三,皆近在百余里山僻之产。”类似“上三乡”与“下三乡”、“上水”与“下水”等地方俚语,便是这种地理和人文生态多元的地方性知识的形象反映。第三,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赣州在春秋战国时先后为楚地、吴地、越地,三苗氏、古越人、楚人、山都、木客和畲民在此生活居住,有着独特的文化创造。赣州市有保存完好的宋代城墙、七里古窑遗址等历史文化名胜,还有以“红色故都”瑞金为中心的近代革命史迹群落,历史人文底蕴深厚,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众所周知,赣南、粤东和闽西是客家人的大本营和文化中心,赣南因历史、地形等因素影响,在整个客家人的族群历史和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这里是客家人最早的集散地和最大的聚居地,有着丰富的客家历史文物和多姿多彩的客家民俗文化,开展客家历史与文化研究既得地理之便,又切合地方文化主流的需要,且具有很强的地方特色。赣南是客家人的最大聚居地,在客家民系形成和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历史上发生于赣南的文化事象都应视作客家文化。与闽西、粤东相比,赣南客家文化以其历史悠久和内容丰富为世人所瞩目,包括历史文物遗迹、姓氏宗族文化、方言文化、民居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民俗文化、民间文艺等。因此在赣州开展客家文化研究,无疑独具历史人文和地理优势。
概言之,作为地名的赣南有其历史本义和辖属区域,应涵括上述地理与人文范畴;作为学术对象,它们皆属于“赣南研究”的范围。依此,深入赣南进行在地研究,就是建构以区域社会史为旨趣的赣南地方历史研究与以族群区域文化为导向相结合的赣南客家研究的学术知识体系。毫无疑问,由于赣南籍客家族群人口居各地客家地区之首,“客家”自然是赣南研究的一大主轴。赣南客家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轫以来,就是朝此方向迈进的。
二、回望赣南客家研究
“赣南客家”研究承继20世纪90年代初重新兴起的大陆客家学热潮而发展起来。其实对赣南的研究早已有之,但将生活于赣南地域之上的人,特别是将其标识为“客家”作为研究对象,却是相对晚近的事。
赣南客家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1986年万幼楠的《于都土塔》和1987年薛翘、刘劲锋的《孙中山先生家世源流考》两文,均论及赣南客家与闽粤客家的历史文化关系问题,但活动的真正开展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1990年,当时赣南师范学院罗勇教授等几位历史专业老师首先开展对客家问题的调查,先组成课题组,向江西省申请客家研究课题,继而成立客家研究室,客家研究自此悄然开展。相比粤东和闽西,赣南客家研究虽晚起,却发展迅速,大有后来居上之势。1991年华东师范大学主办首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掀起大陆客家研究热潮,极大地推动江西客家研究进一步发展。当时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大学(今南昌大学)、赣南师范学院和赣南地区行政公署作为协办单位参加研讨会,“宣告了江西学界长期以来的沉寂局面的结束,使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了解了江西客家极富魅力的文化内涵;也使江西的研究者结识了众多的道友,收获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研究信息”。上海客家研讨会结束后不久,江西师范大学、南昌大学和江西省社科院、赣南师范大学和赣南地区分别成立客家研究机构,开展客家研究工作。江西省有组织的客家研究自此拉开序幕,逐渐形成以南昌和赣州为中心的“一北一南”两大江西客家研究阵营和格局。
江西客家研究的“南派”,主要基地是赣南师范大学和赣州市博物馆,梁洪生教授对后者研究已有详细介绍。1991年赣南师范学院将原客家研究室扩建为客家研究所,挂靠政史系,研究人员除历史专业教师外,还有中文、哲学、经济、音乐、美术、教育、外语、旅游等学科教师,是跨系科研究机构。2003年4月,在原客家研究所基础上,赣南师范大学整合全校客家研究力量组建客家研究中心,下设客家社会与民俗研究所、客家语言与文学研究所、客家民间美术研究所和客家音乐舞蹈研究所等子机构,分别从不同视角和层面对客家历史文化展开全方位研究。赣南师范大学客家研究中心充分利用地处客家人最大聚居地赣南的地缘优势,在客家历史源流、客家宗族社会、客家传统经济、客家宗教信仰、客家语言文学、客家民间艺术、客家民俗文化等多方面研究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在客家学界享有一定声誉。赣南师范大学专门史、民俗学被批准为江西省重点学科,并先后于2003年和2005年被正式批准为硕士学位点,这也是目前内地唯一一所具有客家文化方向硕士授予权的院校。2006年7月,客家研究中心扩展为客家研究院,作为常设性学术研究机构。
赣南师范大学的客家研究经历了几次较大的学术转变。早期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传统的从文献资料中寻找史实、验证观点的历史学方法。第一次转变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契机源于一位汉学家的赣南之行:1995年5月底,法国远东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博士劳格文教授来到赣州,开展“客家传统社会结构与原动力”课题研究。此后赣南客家研究走上一条新道路,更重要的是从此开启了赣南客家研究的历史人类学探索向度。第二次转变在21世纪以后,分别以2003年赣南师范大学客家研究中心获批江西省高校重点文科基地、赣南师范大学客家研究院成立、2014年获批客家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为契机,一批高学历、高职称研究学者加入并持续发力,为赣南客家研究注入新鲜活力,使其成为赣南师范大学最有特色、最有影响的学科领域之一。
三、探寻赣南客家研究
转向或回归“本土”、进行在地研究,是现代人类学研究的一种趋向。当前人类学的田野研究又发生巨大重构,这对客家研究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毫无疑问,赣南历史与文化是大客家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赣南客家研究学者不应自茧自缚、过于专注赣南这个地理区域和学术圈子,既不能忽略与赣南紧密相连的本省赣中、赣西北等地,也不能忽略“山地客家”“内陆客家”以外的“滨海客家”。对“本土”以外区域的忽视,不仅是文化区域本身的问题,还是行政区域、制度区域、学术区域所导致的问题。赣西北、赣中两个客家地区由于没有专门的客家研究学术机构,又不如粤东、闽西、赣南的地位重要,因而没有引起其他学者重视,导致研究上的缺失。
作为族群的“客家”是离散的,在空间上是割裂的或分离的,例如大陆客家与海外客家、客家大本营与迁居客家。在客家迁徙史上,赣南地区的“新客家”和“老客家”就需要多点民族志或多地点的田野调查。区域研究的人类学视野,最根本的在于人类学者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也就是对区域民众的关心、关怀,从普通民众的日常文化生活出发。具体到赣南区域,自然不可忽视或绕过客家,否则很多问题就说不清楚。
赣南客家研究自发轫以来的研究实践一直显示出“家乡”与“田野”的统合。某种意义上说,当前的赣南客家研究学者大体可归为本土民族志学者。虽说“在地客家”特色是研究主轴,但以“赣南地区”为范畴的赣南族群和区域文化研究既不能受赣南地域所限,客家也非其研究内容的全部。赣南客家研究若要进一步发展,应赋以区域研究在人类学知识体系建构上的意义,在坚持在地研究的基础上超越家乡和本土,进行肉体和精神上的“旅行”。
具体而言,赣南客家研究的跨越和突破,一是要从历史研究单位的合理定位入手。“客家”是一个包括地域在内的族群概念,作为一个文化单元加以研究本无不可,但问题在于,客家这个大地域、大文化、大族群概念中包含着赣南、闽西、粤东、台湾等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和地方社会,若不顾这种差别、不加分析地把它们一齐纳入“客家文化”框架,不利于它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把文化上各具特色、自成单元的区域文化与地方社会作为基本研究单位,应是客家研究的基本依据,赣南亦不例外。我们承认以赣南作为区域文化研究单位的合理性,同时又把视野扩大,不画地为牢。
以族群文化的面向而言,尽管客家是研究包括赣南在内的客家区域社会历史的主要内容,但并非全部,更应把“客家”理解为解析地方社会文化的重要切入口和关键词。赣南地区除客家人外,尚有畲族人、操西南官话的赣州人等许多有待探讨的人群。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客家学”本身成为一种“塑造历史”的过程,不具有“族群”和“文化”问题的课题在客家研究中被弱化,经济、贸易等非常值得重视的方面也被弱化。凡此皆不只是赣南地区或“客家”领域的地区研究工作,而应鼓励从“赣南研究”到“超越赣南”“走出赣南”或“走出客家”的转变。
赣南客家研究的跨越和突破,还要把客家问题和区域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把人类学的族群和区域文化与历史学的区域社会史研究视野统合起来,期望从地方社会研究中发展起一套新的客家研究话语,建立新的客家研究范式和历史解释体系。应努力把传统客家社会研究中的人类学、历史学等多种学术风格结合起来,通过实证的、具体的研究,把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历时性研究与结构性分析、国家制度研究与基层社会研究有机结合;把个案的、区域的研究置于对整体历史的关怀之中,注意从客家历史的实际和客家人的意识出发理解传统客家社会历史现象,从不同地区移民、拓殖、身份与族群关系等方面重新审视传统客家社会的国家认同,又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国家制度和国家观念出发理解具体地域中“地方性知识”与“区域文化”被创造与传播的机制。
客家学研究旨趣与区域社会史研究旨趣既同中有异,又相得益彰。近年来一批在江西省外攻读或工作的江西籍学子,虽不以客家为主要研究领域、赣南客家族群也不是其关注的主要研究对象,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在探讨赣南地方社会时兼及客家,并将客家置于赣南的地方社会和历史这一平台上分析理解。这种路径恰恰是跳出“客家”谈“客家”,提供了理解赣南客家的新视角,也让人们认识到对赣南不能只有一种“客家地区”“客家文化”的思路。这种将客家文化置于地方社会框架的研究取向,是赣南客家研究的一大特点和突出亮点,也是今后发展的重大方向。如厦门大学饶伟新教授通过对清代以来“客籍”与近代以来“客家”的考辨,认为两者是不同时代环境和语境下的产物,不可相提并论,“这种历史关联不是一个简单的由‘客籍’到‘客家’的历史继承或转化关系,也不是一个从他称到自称的转变关系”;进而认为,“对‘客家’称谓由来问题的讨论,应该打破‘起源偶像’,放弃以往客家学界迷恋于历史文献中带有‘客’字的历史称谓的历史溯源之讨论模式,把目光转向客家地区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动态的历史变迁过程,从中考察和探究近代‘客家’民系的起源背景和形成的历史机制,这或许可以为‘客家’的研究开创新的视野,丰富和深化对今日客家社会历史文化的认识”。反过来,“赣南客家”研究又可以促进对赣南地方历史的理解,构建起“以客家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史解释模式。
四、展望赣南客家研究
“把目光投向赣南”,是2006年作者自北京调任赣州工作以后向学界发出的共同研究赣南客家社会文化的真挚请求,也是赣南丰富客家文化资源的客观呈现,亦是赣南客家研究者的自信表达。文章认为,赣南客家研究应在坚持在地研究的基础上,赋以区域研究在人类学知识体系建构上的意义,重视在地研究与离散视野的结合,实现在理论视野和学术话语上从“赣南客家”到“客家赣南”的转变,在研究区域上从“赣南研究”到“超越赣南”或“走出赣南”的跨越。在赣南师范大学工作期间,作者特别注重“剑走偏锋”,强调特色发展、错位发展和差异化发展,坚持客家研究的特色化和国际化,以学科建设为抓手、以平台建设为依托、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成果产出为重点。
经过大家多年共同努力,赣南客家研究获得极其丰硕的成果,拿下很多个全国第一,实现了不少客家研究零的突破。例如,获得全国第一个以客家文化为主要方向的硕士学位授权点、全国第一个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赣南师范大学客家研究中心,全国第一个客家文化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客家文化研究”,全国第一个客家文化的省级科研成果一等奖《动荡的围龙屋:一个客家宗族的城市化遭遇与文化抗争》;编制全国第一个《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室规划纲要》并在此基础上成功获批“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实验区”;创办全国第一本正式出版的客家学术期刊《客家学刊》;打造举办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目前已连续举办十二届的高水平学术平台——客家文化高级论坛;主持编纂全国第一部客家专志《江西客家志》;获批全国第一个客家文化的协同创新中心——客家文化传承和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建起全国第一个客家文化主题博物馆——赣南师范大学客家博物馆等。赣南师范大学的客家研究与其他4个特色领域共同构成学术科研的“五朵金花”(一家人:客家研究,一棵树:脐橙研究,一面旗:苏区研究,一条虫:血吸虫研究,一抔土:稀土研究)。这些成绩充分彰显赣南师范大学实现了从全球客家研究的“追赶者”到“并行者”甚至“领先者”的成功跨越,并因此成为客家学界一个重要阵地。客家研究热潮也波及赣南师范大学以外的赣州市其他高校和县区,例如江西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海外客家研究、赣南医学院的客家民间医学研究等。赣南客家研究机构、队伍和人员越来越多,在国内外客家学界的地位也越来越高。
进入新时代,赣南客家依然在路上;踏上新征程,赣南客家研究接力再出发。2023年赣州龙南将承办第32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主办国际客家文化论坛,这将为赣南客家提供一个向世界精彩展示、全面展现的大好机会。作者希望以此为新起点,藉由学科的整合与深化,开启新视野、开拓新思路,接轨于世界学术之林,开启赣南客家研究之新里程。
作者周建新,男,原赣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兼客家研究中心主任、特聘教授、博士;现任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客家研究所所长、深圳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席兼文科委员会主席、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荔园领军学者,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最有影响力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