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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下着小雨，我拉开书桌最底层的抽屉，拿出那个暗红色的绒布盒。盒子里静静躺着51枚徽章，这是外公周昌贵留给我们家最沉重的家底。
这些徽章大部分是毛主席像章，最大那枚有半个手掌大，最小的只有指甲盖大小。徽章上印着不同时期的标语和口号：有井冈山、瑞金、延安，以及最显眼的那枚“为人民服务”纪念章。几枚党员徽章也在其中，颜色已被氧化变暗，但镰刀锤头的轮廓依然清晰可辨。最中间的那枚党员徽章的别针已经锈断了，外婆说，外公走之前它就坏了，但谁也没想过要换一个新的。
我对外公的最初印象，是个个子瘦小、面带着微笑的老头。赣州803厂里人都叫他“老厂长”，可他其实只是个普通干部，从没当过什么长。大家服他，不是因为职位高，是因为他办事公道，无论是谁家邻里起纠纷、闹矛盾，最后总愿意找他评理。他往小板凳上一坐，话不多，三言两语掰开道理，事就平了。厂里人常说：老周说话，我们信得过！
在采购这个岗位上，外公干了一辈子，最大的特点是账目清，每一笔账都记得工工整整，从不多报一分一毫。家里日子过得清苦，几个孩子盖一床破棉被。但外公从来不说“我们家穷”，他只说“够用就好”。
后来外公被人诬告，厂里来人把他带走审查。那段时间，外婆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硬是扛了下来。审查持续了一段时间，查来查去，外公的账目清清楚楚，没有一笔糊涂账。清清白白。经此一事，厂里上下更服他了。大家说：“让别人搞采购我们不放心，得让老周来。”
外公晚年喜欢写毛笔字。他用牛皮纸，手绘了格子，抄了一本《增广贤文》，装订得整整齐齐。外公离开前，把那本泛黄的小册子传给了我。他说：“这里面的话，够用一辈子。”我反复翻看，其中“宁可正而不足，不可邪而有余”那句话，外公写了句批注：做人正直，但可能物质上有所欠缺；搞歪门邪道，有钱也会良心不安。
外公走后，外婆把这盒徽章传到了我手里。从外公到外婆，从外婆到母亲，再传到我手上，51枚徽章就这样顺着家族的脉络，一枚一枚地传了下来。
如今，我在单位从事行政工作，经手的事项多，遇到过不少考验。前些日子加班，我对着文件发愣，我先生来接我，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我在想，外公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做。”
我先生笑了笑，说：“你外公那个年代，哪有这么复杂的文件。”我摇摇头：“复杂不复杂不重要，重要的是处理完以后，晚上睡得着觉。”
这是我给自己立的规矩。外公一辈子不占公家一分一毫，他被人诬告的时候，查账的人翻遍每一张单据，没找出一个错处。这份清白，是他留给我最重的东西。
我们家现在有四名党员，母亲、舅舅、我先生和我。每次聚在一起，聊起外公，总有一句话会出现：他一辈子坐得端、行得正。
现在，女儿在高中读书。她竞选团支书那次，前一夜翻来覆去睡不着，来我床边问：“妈，都是好几十年前的旧事了，同学会不会觉得太老套，听不进去啊？”
我想了想说：“你就讲太公被关起来那会儿，每天在墙上画‘正’字。真的东西，就有分量。”竞选结束后，女儿给我发来一条语音，声音里满是激动：“妈，我讲了太公画‘正’字的事。讲完台下安静了好几秒，然后有人鼓掌了。结束之后好几个同学跑来问我，说想看看那些徽章的照片。”
那51枚徽章，有一天我会交给女儿。我还会告诉她：“外公这辈子没留什么钱财，就留了这些。每一枚徽章里都有他走过的路，井冈山的山路，瑞金的土路，还有他自己那条清清白白、从没弯过的路。”
外公常说，东西不在多，在“正”。从前我总疑惑，外公是1951年入党，收藏了51枚纪念章，到底是巧合还是刻意。如今慢慢懂了，这从来不是巧合：它们是一个普通党员用一辈子划下的刻度。事不大，但账目清；个不高，但脊梁直；话不多，但行得正。外公这一生，够得上“正”这个字。（幸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