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些空闲,我又从书架顶层取下这本书——1979年版的《铁道游击队》,刘知侠著。

我上初三那年,去乡里的新华书店,想买一两本书。走了十多里路,最后只买到这本《铁道游击队》。我用牛皮纸仔细包好,放进书包里。
那之后的半个月,我做完功课就翻开《铁道游击队》来读。那年,学校里的变压器被雷劈了,一个学期都没有电,晚上只能点煤油灯看书、写作业。
煤油灯的光晕洒在书页上,枣庄的炭场、飞驰的列车、微山湖的芦苇荡,在我眼前铺开。我抄下“老洪飞车搞机枪”那段,抄了整整三页作文本。铁道游击队队员在我心里,不是遥远的英雄,更像一群在铁轨边走动、说话、会疼会笑的熟人。
三年后高考放榜,没我的名字,我落榜了,心情非常沮丧。
有一次,我经过村口的宣传栏,上面贴了一张用红纸写的“征兵公告”,墨迹未干,字被太阳照得发亮。我看完内容,心里忽然有了主张,回家就对父亲说:“我要去当兵。”
父亲抽着一支烟,点了点头,说了很简洁的一句话:“也好,免得你在家心情不好。”
我就此走进了绿色军营。离开赣南,我来到部队所在地山西吕梁。夜里站岗,远处是黑黝黝的山影,风过时带着哨音。我忽然想起书里一句话:“游击队员在铁道旁潜伏,等待敌军列车,也是这样的静,这样的冷。”原来我走的路,早已埋下伏笔。
在部队,我当上团里的宣传干事。白天写报道,晚上也学着写短故事。第一篇变成铅字的,是登在《民兵》上的《夜过涵洞》,800字。我收到样刊和3元钱稿费。那晚,我摸着杂志上自己的名字,想起初中那个抄书的夜晚。
后来我陆续在《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发表了小说,写的多是普通士兵站哨、修路、探家、写家书的内容。有编辑说我笔下有“生活气”,我心想,或许因为心里总搁着那本《铁道游击队》。它让我明白,英雄也吃煎饼,也生冻疮,也在夜里想家。这道理,我用了许多年才真正懂得。
如今我退休两年,《铁道游击队》一年总要阅读三四遍。不再像年轻时急切追寻情节,只是随意翻开一页,读两段。有时是芳林嫂夜送情报,有时是彭亮谈他开车的师傅。文字旧了,意味却每次都新。像遇见一位老友,不必多话,对坐便好。
一本书能陪人走多远的路?从中学课堂到塞外岗哨,从青春到白头。它不声不响,却把一生的轨道,悄悄铺在你脚下。
我合上书页。夕阳正落在微山湖那段描写上,纸面一片温润的暖黄。(徐泽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