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爱五十年

　　今早去菜市场，又在老樟树下遇见了那对老夫妻。老先生拄着拐杖，腰间挂着尿袋，在老阿姨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一步一步缓缓往前挪步。他走得极慢，每一步都轻得像踩在棉花上，仿佛稍一用力便会失衡；可老阿姨的目光，自始至终没离开过他的脸——那眼神里是关切、是紧张、是在乎。 

　　每次遇见他们，我总会想起我的父母。父母也曾经像他们这般相互搀扶、相互依靠，只是我的父母已永远离开了我们。 

　　一

　　母亲曾纪英，1928年12月生于上海。外公曾在几座大城市开设金店，在梅州一带算得上大户人家。母亲是他最小的女儿，却也是最命苦的一个——外公重病还乡后不久便撒手人寰，家道中落，外婆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流落赣州，最终被远亲撇下，无依无靠。外婆是裹小脚的女人，身无长技，实在养不活两个孩子，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将她们分别送去别家做童养媳。那年，母亲刚满七岁，懵懂之中走进了陈家的门。 

　　陈家家境贫寒，三餐难继。母亲八岁起，便要挑起与年龄极不相称的重担，挑煤、挑砖，往返于街巷之间。寒冬腊月里，她穿着一双露出脚趾的破鞋，踩在结冰的路面上，冻得通红的脚早已失去知觉；肩膀被重担压肿了，她便悄悄换一边挑；肚子饿得绞痛，她就喝些凉水缓一缓。多年后，母亲每每给我提起那段过往，眼里仍噙满泪水。 

　　改变她命运的，是当时政府推行的扫盲运动。母亲像溺水的人抓住了木板，拼命识字、读书，她渐渐能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也渐渐明白了自己不必做封建婚姻的牺牲品。后来，经人介绍，她认识了林剑华——赣州市粮食部门的一名会计，他来自农村，为人朴实诚恳，待人谦和。两个境遇相似的人，一见倾心，悄悄相爱了。陈家得知后，极力阻拦，可彼时新政推崇婚姻自由，终究没能拦住两颗渴望光明、向往幸福的心。 

　　婚后第二年，大姐呱呱坠地，给这个小家添了几分生机。可幸福的日子没能持续太久，一年后，林伯伯染上了肺结核，缠绵病榻，久治不愈。他念着故土，执意要叶落归根，申请调回全南——那个位于赣粤交界的偏远山旮旯小城。母亲自小在赣州长大，亲人挚友都在那里，可看着丈夫日渐憔悴的模样，她没有丝毫犹豫，抱着尚在襁褓中的大姐，毅然跟着他，奔赴了那个陌生的小城。 

　　林伯伯病逝时，大姐刚满两岁。二十五岁的母亲，一夜之间成了拖着孩子的寡妇，独自扛起了整个家。母亲聪慧、开朗，性子又温柔，身边不乏追求者，可面对所有示好，她只有一个条件：必须接纳大姐，视如己出。她吃过被抛弃的苦，尝过无依无靠的滋味，绝不能让自己的女儿再重蹈覆辙。 

　　二

　　父亲邓泮，1926年生于广东徐闻。祖上曾开过学堂、药铺和糖厂，家境殷实，可日寇侵华后，糖厂倒闭，家道一落千丈。1948年，还在雷州师范读书的父亲，受进步思想感召，投笔从戎，加入了琼崖纵队，后来在《海南建军报》担任记者，用笔墨记录着革命岁月的峥嵘。 

　　1953年冬，父亲转业到江西全南，在县政府统计科任科长，沉稳干练，待人宽厚。一次下乡调研，父亲偶然结识了母亲。相似的身世浮沉，相投的兴趣爱好，让两个历经漂泊、饱尝艰辛的人一见如故，仿佛找到了久违的知己。回到县城后，父亲总借着各种由头去找母亲，帮她挑水、劈柴，做些力所能及的活；有时干脆留下来，蹭一顿她做的家常饭。母亲后来笑着和我说：“你爸那时候，脸皮可厚了，我怎么赶，他都不走。”没有轰轰烈烈的追求，没有海誓山盟的誓言，半年后，两个心意相通的人，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我曾无数次琢磨，当年的父亲，正值盛年，未曾婚配，什么样的姑娘找不到，可他偏偏选择了母亲——一个带着孩子的年轻寡妇。可他就是选了，选得坚定而执着。婚后，他果然兑现了承诺，把大姐视同己出，疼惜有加，对母亲更是捧在手心，呵护备至。在我印象里，父亲除了年轻时会抽烟喝酒，几乎没有什么缺点。他待人热情宽厚，邻里有难必伸援手，而对母亲，更是细致入微，知冷知热，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她。 

　　打我记事起，家里就有一个雷打不动的规矩：每天早上，父亲必须亲手给母亲煮两个酒酿蛋。那时候，家里经济紧张，四个孩子要养，月底母亲常去单位的互助会借钱周转，可父亲煮的酒酿蛋从没断过。我童年最早的厨房记忆，便是天还没大亮，父亲轻手轻脚地爬起来，怕吵醒母亲，在灶台前小心翼翼地生火。火光一跳一跳地映着他专注的脸。酒酿在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他熟练地打入鸡蛋，撒上红糖，等蛋心还微微颤着的时候端进里屋，轻声唤母亲起床。 

　　冬天，他从不让母亲沾冷水。我记事起，就没见母亲洗过衣服。大姐、二姐和我，一任接一任地洗；我们出嫁后，嫂子进门接着洗，直到家里买了洗衣机。母亲在全南被父亲宠成了公主，十指不沾阳春水。 

　　特殊年代，母亲因家庭成分问题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被关了起来。全南山区的冬春，湿冷刺骨，寒气从地底往上钻。母亲在里面熬了两三年，落下了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 

　　出来后，父亲更疼她了。除了酒酿蛋，他每年设法买阿胶和鹿茸给母亲冬补。母亲身体虚弱，他便包揽了所有沾冷水的活，那不是一时的殷勤，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习惯。 

　　三

　　母亲是善良孝顺的人。那些年，母亲每月按时寄给阿婆（我奶奶）十元、外婆五元生活费。父母工资每人每月也就四五十元，家中四张嘴等着吃饭，日子紧得像一根绷直的弦。我小时候几次撞见母亲去单位的互助会借钱，可却从未见她断过老人的赡养费。 

　　1982年，轮到我家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阿婆。父亲和哥姐都要上班，我要回学校复读。刚退休的母亲没有让父亲为难，带着大姐七岁的女儿，回了徐闻老家。 

　　她在徐闻听不懂方言，不适应这里湿热的气候，却从没向父亲诉过一句苦，报过一次怨。她在异乡的土地上，精心照料老人，悉心带着外孙女，甚至为了赚一点来回的路费，还养了两条猪。我可以想象她提着一大桶猪食摇摇晃晃地走向猪栏的样子，可以想象她细嫩的双手是怎样变得粗糙的。 

　　每天的日子过得那么辛苦，可她给父亲的信里，永远是阿婆身体更好了，自己一切都很好，让父亲勿挂念。母亲虽然每天忙碌着，却时常抽空做些赣南小吃送给街坊邻里品尝，一年后离开时，邻居们都依依不舍，再三叮嘱她常回来看看。 

　　父亲年轻时抽烟喝酒，老了落下哮喘和肺气肿，一到冬春就加重。2001年，我们兄弟姐妹凑钱在徐闻老宅基地建了一栋房子，送父母回去养老。已经退休的大姐和大姐夫先回去照顾他们。在那六年里，我和哥哥每年春节都带上爱人和孩子回去陪父母过年。 

　　2007年10月，大姐夫妇为了照顾待产的小女儿，去了南昌。我们都还在上班，父亲却已是风烛残年。母亲年近八十，独自承担起了照顾父亲的重任，但毕竟年迈，坚持了半年多，终究撑不下去。2008年7月，我们把父母接回了全南。 

　　父亲直接住进了医院，一住就是半年。2009年春节前，我们把他接回来，过了一个团圆年。春节后的一个早晨，我起床不久便接到哥哥的电话，说父亲不行了。我和老公带着孩子不到半小时赶到了父母家。母亲说，她早起去卫生间洗漱，父亲躺在床上，一口浓痰堵在了喉咙里无力吐出，也无法呼救，就这样断了气。 

　　我哭着走出房门，见母亲坐在客厅沙发上，眼神空洞，眼泪无声地流：“就离开一会儿的功夫，你爸怎么就没了呢？我一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该如何劝慰。他们结婚五十年，我从小到大，没见他们红过脸。母亲偶尔会在父亲面前撒撒娇、耍点小脾气，而父亲一辈子都把她当成需要呵护的小姑娘。如今，那个每天早起给她煮酒酿蛋的人，那个冬天不让她沾一滴冷水的人，不在了。 

　　父亲走后，母亲在老屋里又住了几年。有一年冬天我回去，见她自己煮了一碗酒酿蛋。她吃了一口，忽然放下勺子，望着窗外轻声说：“没有你爸煮的好吃。”我扭过脸，眼泪砸在手背上。 

　　如今，父母早已不在人世，但他们的爱情故事使我明白了，所谓追爱，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也不是花前月下的浪漫，不过是有人愿意每天早起煮一碗酒酿蛋，有人愿意在寒冬里替你挡住所有的冷水，其中一个走不动了，另一个人就弯下腰，做他的拐杖。（邓秋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