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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二年级，我第一次读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书里说，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世界，可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却变成一种陌生的力量，反过来压迫创造者本身。马克思管这叫“异化”。
说实话，一个十七八岁的学生，对“异化”的理解只停留在纸面上。但这句话像一根刺，扎进意识里，拔不掉。
后来我才明白，那根刺在等它自己的时机。
毕业后我教书、写书、办报，后来当公务员、编杂志，工作四十年辗转八座城市、从事过五种职业。有人问我，你究竟折腾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在赣南师范大学教书时日子安稳——课讲得好，职称也评上了。但每当一件事变得太顺手、太像“流水线”，我心里就会发慌：好像自己被装进一个别人做好的壳子里，手脚还能动，心已经不动了。
这时候我才真正读懂“异化”。它不必非得在工厂里。只要做的事跟内心真正的需要没关系，只要创造变成纯粹的重复，“不对劲”就会从骨头缝里往外渗。我那些冲动的转换，说到底不过是一种反抗：在被装进壳子之前，先自己把壳敲碎。
四十岁后我调到杂志社编《红树林》。给孩子们办少儿杂志，写童话。后来又给学校写校歌——《为我们喝彩》《每颗星星都闪亮》。写校歌要一次次去学校采风，看孩子们上课下课，把这些变成朗朗上口的句子。过程很慢，但做完了心里是满的。那种累是饱满的，不是被抽空的。马克思在那本手稿里说，人不应该在劳动中否定自己。我编杂志、写校歌的时候，摸到了这种感觉。
这些年人工智能铺天盖地而来。看着人们近乎虔诚地谈论AI能写文章、能做方案，我总会想起那本手稿。我们教AI写作，又用AI来评判谁的写作合格，这难道不是另一种“物的增值和人的贬值”吗？
四十多年过去了，那本手稿还立在书架上，它从没告诉我该怎么活，但给了我一根骨头——在每一个看似光鲜的事物面前，问一句：谁在变大，谁在变小。
有这根骨头撑着，穿什么样的冬天，心里都不冷。（赵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