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风吹过赣南

　　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日子里，我来到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赣州市于都县。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的展柜里，旧物在灯光下泛着静穆的光：草鞋、军衣、盐包、弹壳、油印传单……它们是被岁月按住的回声，俯身靠近，便能听见1934年秋天的风。那风从赣南山谷深处吹来，穿过田埂、祠堂与村口老槐，裹挟着硝烟与赤诚，漫过中央苏区最艰危的岁月，直抵今日心房。 

　　一

　　1934年的赣南，风是凝重的。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博古、李德全盘否定毛泽东前几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与敌军硬拼决战，失利后又陷入防御保守主义，前线战局节节败退，红色政权岌岌可危。 

　　善治军者谋势，决胜负者布局。毛泽东以深邃的战略眼光屡献退敌良策，亲赴前线督导战事，竭力减少红军损失，以赤胆忠心与坚韧毅力，诠释了对党对革命的忠诚。 

　　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中回忆：“1934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展板上的文字清晰记载，战略转移的最初决定，于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彼时广昌已失守，国民党军逼近中央苏区腹地，形势万分危急，中央书记处遂决定主力红军撤离，并报请共产国际批准。接到共产国际的复电后，苏区党政军领导人怀着沉重而紧迫的心情，为战略转移日夜奔忙。 

　　二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洛甫在《红色中华》报发表的《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是战略转移的第一个公开信号，它随风吹越时空，至今回响。

　　遥想当年，中革军委派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派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前往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创建新苏区——用周恩来的话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更有一场隐蔽战线的生死谈判，为中央红军突围打开了生命通道。《何长工传》记载，1934年9月，粤系军阀陈济棠为保存实力，暗中向红军传递合作意向，周恩来、朱德热忱回应。10月初，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与具有丰富隐蔽斗争经验的潘汉年，奉命作为全权代表，携带周恩来起草、朱德签署的书信，前往粤军第七师驻地筠门岭谈判。 

　　谈判在极端秘密中持续三天三夜，最终达成五项协议：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互相借道。当潘汉年接到“你喂的鸽子飞了”的密语电报（暗示红军即将转移），二人沉着应对，顺利返程复命。这场谈判的成功，为中央红军突破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创造了关键条件。

　　风很硬，山很沉，承载着别离的重量。转移前夕，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苏区的党政军机构进行了系统性调整与重组，成立了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组成的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为办事处主任，统一领导苏区武装掩护主力转移、坚持斗争。 

　　此时，毛泽东主动请缨前往于都探寻突围线路，他带病深入茶梓、小溪、罗江等地勘察敌情、选定渡河点。 

　　片纸千钧重。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展柜里，毛泽东1934年9月20日给周恩来的急电格外醒目：“信丰河（游）从上下（湾）滩起，经三江口鸡笼潭，下湖圩、大田至信丰河沿河东岸十里以内一线，时有敌小队过河来扰，但最近一星期内不见来了……”这份电报为中央最终敲定从于都方向突围，起到了关键的探路作用。正如时任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部长的刘英后来回忆：“中央红军安然地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

　　三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讲解员的讲述，犹如岁月翻开的书页，将我带回长征出发前的筹备岁月。彼时中央苏区被层层封锁，粮食、药品、盐、弹药极度缺乏，而苏区军民的心，却在风中紧紧相连。人民群众几乎把能筹到的一切都送给红军——他们知道，这支队伍要去寻找一条能让革命活下去的路。 

　　风里飘着稻谷的清香。瑞金叶坪村的黄姓老大娘，挑来家中最后一担稻谷，把扁担往地上一放，便将决心钉进红土：“红军要出远门，我不送粮送什么？”手心的温度，随风吹过万水千山，成为战士们最温暖的行囊。 

　　风里缠着针线的细密。赣县韩坊村的姐妹们在油灯下赶制军装，布不够时，一位刘姓姑娘剪下自己准备出嫁的花布，笑言：“嫁衣以后还能做，红军的衣服不能等。” 

　　风里更激荡着“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誓言。村口老槐树下，“父母送儿上前线，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场景动人心魄。青年们将“胜利”二字刻进眼眸，出发前的点名声短促有力，如风中火星，照亮沉沉黑夜。 

　　那一双双从农家竹凳、妇女会油灯下编出的草鞋，稻草、布条、麻绳交织，鞋底紧实，鞋尖微翘，像蓄势待发的小船。它们即将走过山、蹚过水、踏过雪，把一个个年轻的脚印，印在二万五千里的信仰之路上。苏区人民“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的赤诚，化作风的底色，成为长征精神最深厚的根基。

　　四

　　阳光下，站在“长征第一渡”——于都县城东门渡口，风与涛声相拥，红色记忆在风中苏醒。当年的于都河宽达600米，水深浪急，8个渡口中5个需架浮桥方能渡河。沿岸百姓几乎捐出了家中所有门板、木料，800余条渔船汇集河畔，千余名船工日夜操劳，在30公里河段上架起5座跨河浮桥。 

　　原工程兵副司令员王耀南在《长征路上第一桥》中的记述：有位赵姓老表听说红军要木料，当即扯断尚未成熟的南瓜藤，拆了瓜棚扛去河边；有位曾姓老大爷，更是将为自己准备的寿材亲自送到架桥现场……这一切，随风吹了九十多年，依旧温暖人心。 

　　1934年10月中下旬，中央红军主力在萧瑟秋风中星夜渡过于都河。红旗猎猎，草鞋踏过浮桥的声响，与风的呜咽、水的潺潺交织，奏响了长征的序曲。那蜿蜒二万五千里的红飘带，是风托举的信仰之路，是人类历史上的壮丽壮举。

　　当风吹过赣南，它早已不是单纯的自然气流，而是历史的信使，是精神的图腾。它低语着：长征精神从未远去，它藏在这红土的风里，永远吹拂，永远滚烫，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在新长征再出发的征程上砥砺前行。（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