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新闻网
读李伟明的这两本书，像翻看地方志里夹着的旧手稿。他没有去编造那些虚无缥缈的江湖，而是将笔触深深扎进了赣南这片红土地上的千年故纸堆中，挖掘出那些被正史一笔带过的烽烟与人名。
一场从历史罅隙里长出来的武侠叙事
李伟明的这两部长篇，本质上是在做同一件事：用文学的想象，去填补历史记录的空白。
《祥瑞宝莲》全文28万字，根植于宋末元初那段山河破碎的历史。故事讲述了文天祥在赣州抗元时留下的“祥瑞三宝”——福寿沟军事秘图、巨额军费以及各派武功精要。在文天祥就义后，他的旧部陈子敬等人为守护这“三宝”，继续与元朝势力周旋。小说巧妙地将真实的抗元事件与虚构的武侠叙事结合，通过客栈夜战、雪地追踪等情节，展现了义军如何以“三宝”为饵，最终智取赣州城，同时也塑造了一群性格各异的抗元志士形象。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这部小说的气质，那就是“藏”。作者将历史的沉重与武侠的快意，都藏在了赣南的山水之间。而它的姊妹篇《风云宝石》，则是一场“挖”。
《风云宝石》的篇幅拓展到了45万字。它的故事背景后撤了七年，聚焦于元元贞二年（1296年），绿林豪杰刘六十在文天祥余部的帮助下，于兴国县宝石山聚众起义的往事。
这场起义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但记录极简。作者从《元史·董士选传》那寥寥数百字的记载出发，展开了一场宏大的文学想象。他让各色武林人物粉墨登场，让一介书生董士选（元廷江西行省左丞）与拥兵数万的草莽英雄刘六十展开了一场极具戏剧张力的对决。书中不仅有刀光剑影，更有对为官之道、历史兴替的深刻反思。
一种务实的文学“实用主义”
这两部小说最特别的地方，不在于它们写了什么，而在于它们“为什么”而写。
作者在后记中毫不避讳自己的创作初衷：“写这样的东西，纯粹是为了发掘本土历史文化资源，为当地今后开发旅游起一点助力作用。”这听起来似乎不够“纯粹”，但细想之下，这种务实的态度恰恰是文学最古老的功能之一。
在西方，荷马史诗是历史的传唱；在中国，《三国演义》让三国史成为了每个中国人的常识。李伟明用一种“历史+文旅+武侠”的复合模式，把赣南的宝莲山、宝石山、寨九坳、罗汉岩等风景名胜，以及福寿沟这样的历史遗迹，都化作了故事的血肉。他让读者在品味江湖快意恩仇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完成了一次对赣南人文地理的深度阅读。
这种创作路径，是地方性知识与通俗文学的结合。它证明了，当严肃的地域文化找到了武侠这个大众化的载体时，既能保持其历史的厚重与考究，又能拥有足够开阔的传播力。
为一方水土立传的文学野心
读完这两部小说，我最大的感受是：作者在尝试为赣南立传。
从《祥瑞宝莲》到《风云宝石》，作者曾走遍了赣南280多个乡镇，翻阅了大量县志，才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打捞出钟明亮、刘六十这些几乎被遗忘的名字，以及董士选这样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人物。
他的文字里，有一种不同于专业作家的粗粝与诚意。他没有去追逐那些宏大的王朝更迭叙事，而是将目光投向了赣南这片土地上的“小历史”。这些故事或许不如京城权谋那般波谲云诡，但它们带着泥土的芬芳和山野的豪气，有着独特的生命力。
在这个武侠式微、历史被戏说的时代，李伟明用一种近乎田野调查的方式，为通俗文学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他证明了，中国最广大的地域中，埋藏着无数的文学富矿。只要肯弯下腰去发掘，哪怕是一座小小的宝莲山或宝石山，也能长出让读者惊艳的文学果实。
他的文字，让我想起了一个老编辑应有的本分：不逐时髦，不尚空谈，只相信那些从泥土里、从故纸堆里生长出来的东西。这两部书，就是他从赣南的红土地里，挖出来的两块沉甸甸的“宝石”。（王梓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