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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儿时居住在一个小乡镇的街上。父亲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母亲在供销社饭店当员工，算得上是双职工家庭。父母生养我们兄弟姐妹六个，家庭经济条件一般。
在我的印象中，父母一直是很恩爱的，父亲在隔壁一个乡镇中学教书，只有周末及节假日才会回家，他看到母亲含辛茹苦拉扯我们六个小孩，非常体恤母亲，时常教育我们要听母亲的话，多帮母亲做家务活。每次父亲回来，母亲定会想方设法做点好吃的，说父亲在学校吃食堂，伙食差、没油水。父亲总是让着我们小孩吃，母亲看到大家狼吞虎咽，便会往父亲碗里夹点菜过去。
我记得，那时父亲每月有40多元钱工资，他信任母亲，每月拿30元给母亲，由母亲管家，自己只留10来元做伙食费和零用钱。
然而，在一年春节前夕，父母竟然吵架了，原因是家中过年没钱了。父亲责怪母亲没计划好，母亲满脸委屈，说这一年几个小孩都得了疱疹（在我们农村俗称为“过婆婆”），称要么以后让父亲去当家。
父亲冷静下来后，也觉得错怪了母亲，多次向我们表示以后再不跟母亲吵架了。父亲说这话，是想让子女放心。
来年，父亲刚好每月加了6元钱工资，他开始每个月存下10元钱，以备过年所用。从此，每年过年，父亲拿回这一年存下的120元回家，家中不但可以置办猪肉鱼肉、糖果瓜子，我们小孩还可以穿上一套新衣裳。平时，家中省吃俭用，到了过年，还真有了过年的样子。
自改革开放后，父母工资渐渐涨了不少，随后大姐二姐相继参加工作，我们家里的经济状况有了彻底改观。父亲忆苦思甜，还是精打细算，每月有计划地尽可能地攒点钱。父亲用他攒下的钱，逐步为家中购回收音机、自行车、黑白电视机，还建了一栋新房。
父亲不但自己勤俭节约，还教育我们不要大手大脚，要学会存钱，以备急时所需，办大事所用。受父亲影响，自参加工作后，我每个月也坚持存点钱，以至结婚时，我也没有向他人借款，没有向父母要钱。婚后，我与妻子共同努力，还买了房，买了车。
值得一提的是，在父亲70岁那年，小镇老街改建，父亲拆了那栋两层的砖木房，建起四层的钢筋水泥房，我们做子女的想出点钱，他都没有要，说他早就准备好了。（廖安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