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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本书是2007年3月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想我说》。这是一本杂文集，收录了70篇文章。无名小辈出版的无名小书，当然如一颗小石子落入大海，相当于啥也没有发生。如今事情已过了18年，大概除了作者本人还记得这本书，已没谁知道它了。有一次在网上查资料，甚至发现连这家出版社也不存在了（至少不再使用这个社名）。
出书总是留遗憾，第一次出书留下的遗憾就更多了。初次出书没经验，不论是选稿还是篇幅方面，都没考虑周全。尤其是，连一篇交代背景的前言或后记都没有，书里只有光秃秃的70篇文章而已。如今，第20本书已出版，而且这本是与书有关的书，便想补记一下《我想我说》一书的前因后果。
第一次出书为什么选择杂文题材？这还得从第一次发表文章说起。早在读初中时，我就喜欢阅读各类报刊（不管与学习有无关系），也喜欢在课余信笔写点东西。那时在乡下，从没看到谁发表过作品，对文章变成印刷体这样的事觉得十分神秘，便希望有朝一日自己写的文字也能变成这个模样。在悄悄投了十几次稿之后，1991年4月，已经读高二的我总算收到了人生的第一笔稿费。此前并未收到样报，事后经查证方知，一篇短文《桃李与蒺藜》在《河北日报》发表了。稿子是一年前写的一篇几百字的小言论，但我后来却把它当作“杂文”投给《杂文报》（《河北日报》的子报），没想到阴差阳错发到《河北日报》了。那个年纪无知无畏，兴之所至，什么文体都写，也不管像不像。因为第一篇发的是自认的“杂文”，于是，后来便有意识地往这种文体多靠一靠。
这篇文章因为太肤浅，第一次出书时，也就没考虑把它选进去。倒是过了两年，为了更方便地保存以前发表的那些幼稚的文字，专门出了一本《那时心情》（也是在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把这篇短文收录其中。
1990年以后写的东西，我都努力让它们在报刊正式发表。坚持了十多年之后，写作与发表的数量虽然年年有增长，但自认为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长进。尤其是言论写作，一直处于很低的层次。直到2006年，业余读中国历史，有感而发写了些小随笔，自我感觉稍稍有点进步了。到了年底，我作为业余写手发表的文字达到了400篇（首），恰好看到同办公室的前辈张青云老师出版了她的散文集，原本就有的出书冲动，因此更加强烈。在向张老师请教之后，我鼓足勇气尝试出书。
由于写作内容很杂，涉及多种文体，第一本书选哪些文章便得斟酌一下。将不同体裁的作品混在一起的“大杂烩”式出书，我向来不喜欢。多数情况下，那纯属写得少、凑合着出的书，层次太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本书还是尽量选一种大的体裁。经过比较，还是杂文胜出。下定决心之后，我开始编选自己的第一本集子。因为都是些篇幅不长的文章，说的也是自己想说的大实话，书名便定为《我想我说》。这样的书名，符合我们农村人取名的风格——我们的老一辈给小孩取名都是就地取材，省事得很，我这书名也是偷懒的这一种。
全书分“谈古论今”“说东道西”两辑。前一辑26篇是读史随笔，写于2006年（其中最后一篇《从“头”护法》是读《资治通鉴》的感悟，因为收进了这本书，便没有和2007年以后写的系列随笔放进《领导干部读<资治通鉴>》一书）。后一辑则从1997年至2006年（也就是参加工作以来10年，此前的学生时代所写的东西一概不考虑）所写的现实题材杂文当中选了44篇，凑了个整数之后便匆匆交稿了，也没考虑一本书的分量是否足够。现在回过头来看，它还是太单薄了，大32开，178个页码，放在书架上很不起眼。如今的书，在外形上，开本越来越大，页码越来越厚，装帧越来越精美，仿佛非如此不足以体现分量。回首鲁迅他们当年出版的著作，那真是简朴得不成样子，几乎没有一部称得上大部头的。我也是因为看着鲁迅的书才几万字一本，便没想到出书这事也要与时俱进，否则不进则退，所以忽略了把它弄得更厚一点（虽然当时同类文章尚有“存货”，非要增加一些也未尝不可）。如今既然成了事实，也就只好拿前辈大师们的薄书来自我安慰了。
出书的过程并不是特别愉快，因为有些文章在编辑的“斧头”下没能全身而“进”。我自己也是做编辑的，深知这些表述并无不妥，更何况这些文章此前都在公开发行的报刊发表过。然而，此时“斧头”在别人手里，你别无他法。几十年来，我少说也在500种报刊发过文章，喜欢砍稿的编辑没少遇过。限于报刊篇幅而砍削尚可理解，有的编辑则纯属“躺平”思维作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己搞不清楚的就一律拦下，根本不管作者的心情，也不管是否因此害了文意。
书出版后，也曾怀着几分激动，送了若干本出去。原指望真听到几句“指教”的话，但结果送上门的书基本没人看，别说“指教”，乐意“惠存”者也可能找不到几个。这也没什么奇怪的，现在出书方便，每年都以海量计，若非有缘，谁愿意保存无名小辈的书籍？一本大众读物没人愿意看，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因为它的价值性不够。
话说回来，这本书之所以败笔多多，还是因为写得不多，可供选择的内容太少。说到底，写作之事，数量和质量当并重。没有一定的数量无以成书，没有一定的质量，勉强成书也只能自娱自乐。年轻时，还是要不问收获，只问耕耘，先别管那么多，埋头写下去再说。对于业余写手来说，目标不要定那么大，心情不要太急切，要把写作视为生活的一大乐趣，把出书转化为写作的动力，待得水到渠成，或许多少会有些意外欣喜呢。
不管怎么样，从发表到出版，《我想我说》这本简陋的小册子对我来说，也算写作上的一个新起点，为我的业余生活增添了新内容。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即使走不到千里，回首来时路，也别抹杀了这“跬步”的作用。所以，作为作者，我并不嫌弃它，依然记着它。（李伟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