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街“红”

　　红军一到满街“红”，等于过年。

　　南方冬暖，四季花常开。行走于赣南原中央苏区广袤的原野上，常有一股发自土地、溪流、山林深处的浩荡之气扑面而来。透过浓荫遮蔽的古村落，远远地，能看到几许亮色，召唤、吸引你向她凝眸、靠近——那是当年无处不在的红军标语。

　　在赣南原中央苏区，尤其是当年的全红县，一座座村庄，一幢幢屋宇，就是一座座标语博物馆。屋场外墙、内壁、楼阁、门窗、隔板、木桥、船板上……随处可见红军标语，甚至在几处贴墙脚的木板、砖头上，我曾看见几行歪歪斜斜蝇头小字的标语，此情此景，令人感动。我能想象，这是战士当年打地铺、临睡前躺卧在稻草上费劲吃力留下的杰作。

　　“红军一到满街红，等于过年。”1929年红四军向中央报告红军状况时说：“红军到一个县城只要三个小时，宣传工作可以普遍……”各式红军标语，看似普通，却发自心声。

　　天地之间有大碑

　　星星的坚守，最终点亮了黎明。一条崖刻红军标语被疯长的草木遮蔽半个多世纪，终于显露出了峥嵘体态，虽然仅有四个字——红十五军。

　　不是用笔写，而是用刀刻斧削。这是我见过的最特别，最工整，最有气势，最刻骨铭心的红军标语。这幅标语，承载着红军一个军乃至一个军团的命脉，其人其事，令人揪心撕肺。那么多年过去，一经撩拨，我便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这幅标语的位置相当特殊，地处宁都县会同乡会同村偏僻的下村村小组。下村背后有两座对称的山岗，山体巍峨而峰顶细长，状似蜡烛，远远望去，宛若两支向天而燃的“天烛”，因此，下村又被当地人称为蜡烛寨。

　　天造地设，两支“天烛”之前，一方峭壁突兀耸立，似天降陨石，形若一块大碑。碑正面镌刻着“红十五军”四个一米见方的大字，如一枚枚图章，字体为庄重肃穆的阳刻隶书，巍峨之势，犹如直面泰山。

　　莽莽苍苍的旷野中，“天烛”日夜不熄，“大碑”任由日晒雨淋，“红十五军”像一座历史丰碑，默默祭奠着山野间无名烈士的英灵。

　　无名烈士，原本都是有姓名的。

　　据当地老人讲述和有关资料记载：1932年，下村曾设有红军野战医院，主要医治在前线战斗中英勇负伤的红十五军官兵。由于缺医少药，医疗条件差，重伤病员牺牲后，会就近安葬在此，从庙岭上至四方土之间近万平方米的范围，竟有数百名红十五军将士的墓葬。

　　1934年夏秋，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原红十五军野战医院熟门熟路，再度“光临”下村。实际上，此时红十五军不复存在，因战斗频繁大量牺牲，这个军已经缩编为红13师旗下37团。

　　高虎脑激战后，红五军团第13师，驻扎在广昌驿前通向宁都的铁掉山、刘桂峰等阵地，像一把铁锁卡住通往宁都的关隘。1934年8月29日，他们连续击退敌军四个师的进攻，伤亡300余人。会同乡群众在当地苏维埃干部的带领下踊跃支前，男女老少齐上阵，自发组织担架队、洗衣队，配合红军反“围剿”。担架队从红13师37团阵地，抬回大量伤员及牺牲的战士来到下村。

　　这回，下村的群众更有经验了，迅速腾出厅堂、住房：刘屋祠堂建医院，叶屋祠堂设病房，家家户户接收伤病员……宁都县党史办提供的资料记载：为解决伤病员缺医药缺粮问题，红军在当地筹集稻谷三百多担，银圆二万多块。 

　　名曰野战医院，实际也就三五名医生，七八个护士，更多则是当地临时征来的看护员、洗衣队、工勤人员……设备就是几把手术刀和消毒的铝锅，案桌就是手术台，简陋到极致。伤势严重者大多难以救治，每天有十多名伤员相继牺牲。不到半个月，牺牲者100多人。牺牲人员，照例由当地村民用一块床板，抬到村后四方土坡上掩埋，最后由战士“北佬”插上一块写有名字的木板作为墓碑。每次下葬，“北佬”都会拄着双拐一跛一跛挣扎前往，坚持着一项极简单极圣洁的仪式，完成对每一个生命最后的祭祀。

　　“北佬”写得一手好字，那些墓碑上的名字就是他一笔一画、恭恭敬敬书写的。都说“北佬”是团里的书记官，与那些烈士朝夕相处过六七载或十几载，他清楚地记得每个人的姓名、年龄、籍贯，据说分毫不差。

　　一块又一块，“北佬”亲手插了一百多块木头墓碑。他随身掖着一把锋利匕首，在坟头戳个穴，双手使劲将墓碑直插入土，再用石块砸向深处，添上一抔土又一抔土。插墓碑时，“北佬”特别虔诚，恭恭敬敬单腿跪拜。

　　单腿跪拜，是因为没有双腿。“北佬”把自己身体的那个部分——一条腿也埋葬在了这里。分两次埋葬，第一次是医生锯下了他已经炸烂的一部分右腿。因为缺医少药，消炎用的盐水连食盐都没有，就用硝盐。硝盐怎么能够消炎呢？他腿上的伤口感染了，医生又锯下他一截因感染生蛆的右腿。“北佬”拄着拐杖，拎着用布包裹着的截腿，又埋葬在这里，并在“坟”上插了个写着自己名字的墓碑。

　　死亡不是永别，遗忘才是。不断地转悠，悼念也在不断地延续。“北佬”悼念逝去的时光，悼念整个团、师，悼念红十五军，红五军团，也悼念自己。

　　人们看到标语时，“北佬”早已离开蜡烛寨。“北佬”只留下这幅神秘的标语，生卒年不详。往事如烟，就那么轻飘飘地散逸了。

　　六十甲子一轮回。2002年，会同村下村小组村民开发果园，推土机轰然震撼山谷，发现大量烈士遗骸，修路时又发现这幅崖刻——“红十五军”。四个字凸起的部分，长满绿茵茵的苔藓，球形绒毛颗粒在阳光下闪耀，格外引人注目。四个大字，在旷野中迎风伫立，对人的遗忘是一种唤醒：这里有几百、上千“北佬”坟茔。

　　2014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革命烈士纪念碑”在此建成，耸天而立，与两座蜡烛峰形成天作之合。

　　用标语吹响革命号角

　　一位伟人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红军始终不渝致力于文化教育，写标语就是一种独特的教学方式。许多红军战士就是从读、写标语开始识字，学习革命道理的。

　　可以说，红军标语是革命号角，是战斗宣言，还可以是诗。福建上杭蛟洋镇石背村的傅家祠堂，便有一条独特的标语诗：

　　我是赣南宁都住，真正革命到这路。

　　军长下令要包围，一心打倒陈国辉。

　　走上马路连冲锋，反贼尽死江河中。

　　我军得胜希望大，陈贼全部都失败。

　　心在革命不在家，谁知龙岩带了花。

　　我伤非小不相当，副官吩咐到后方。

　　总要共产到成功，我辈青年把田分。

　　姜立生提笔  

　　据说，那天，恰巧被爱诗又重视标语的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江华一行遇见，他兴趣大发，仔细看一遍，又饶有兴趣地朗读一遍，读完后连连称赞，追问作者是谁：“好，好，写得好！这是谁写的呀，作者现在在哪里呢？”

　　其实，标语诗后面有作者落款，前面则有段引语，作者详细介绍了自己身份及写作缘由：

　　“我们是红军第四军第二纵队第三支队第八大队士兵驻在此数十天，多蒙蛟洋列位同志恩泽，招待我们比如兄（弟）手足更好得多。” 

　　散落乡间的红军标语，大部分属匆匆军旅间的随意笔墨，而这首书写在灰色木板上的叙事诗标语却别具一格，以工工整整的楷书撑起“诗文并茂”的评价，成为国家一级文物，如今珍藏在福建古田会议纪念馆。

　　今天，面对这条标语诗，我陡生一种他乡遇故知的冲动。因为，开篇第一句，诗中便标明作者是我的老乡，阅读中脑海电光火石般闪出一个念头：寻找姜立生的下落。

　　寻找一个90多年前的红军战士？当将想法付诸实施时，我自己都感觉离奇，近乎荒唐，免不了自嘲——就当作幽默自己一把或游戏自己一下吧。

　　我查阅了《宁都英烈谱》，有名有姓之16742名烈士英名录，均无功而返。于是拨通了宁都县党史办曾春生的电话，他是党史方面的专家。出乎意料，曾春生竟然知道此事，他在电话那头笑嘻嘻地回答：“别说你看了这首标语诗想找到姜立生，许多党史专家看了这首诗也想找姜立生哩！”他介绍了有关情况，还专程带我前往采访姜立生的后人。

　　这个姜立生，真是黄陂镇连陂村樟迳组人。如我所料，姜立生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但比我想象的更苦，也比我想象的更能干。姜立生是独子，幼年丧母，父亲姜启狮对其疼爱有加，坚持不续弦自己养育他。姜立生念过几年私塾，终因贫穷辍学，跟着父亲耕田种地，农闲时兼做纺织夏布手艺。在慈父的培育下，姜立生性格活泼，好动好学，样样农活都会，样样手艺精通，尤其是父子俩纺织的夏布，绵柔细密，均为上等品。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1928年春，姜立生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29年2月，红四军领导人路过连陂村时，接见了当地党组织负责人。红四军一路上开展的革命宣传活动入耳入脑入心，更加坚定了姜立生的革命意志和决心。

　　1929年4月，红四军和地方武装攻占宁都县城。随后，成立中共宁都临时县委、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此时，姜立生碰巧到县城卖夏布，目睹了红军把打土豪得来的钱粮谷物分给穷苦兄弟。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深受感染和鼓舞的姜立生，把卖夏布的钱托人捎给父亲，家也不回当即在县城报名参加了红军。

　　那时，出征者都有一种决绝：捎个口信回家，人就像子弹射了出去。1929年5月16日，姜立生随部离开家乡，踏上了进军闽西的征途。部队到达闽西后，姜立生入编为红四军第二纵队第三支队第八大队战士。6月19日，红四军三打龙岩城，姜立生所在的二纵队主攻城西。是役，红四军按计划攻占龙岩城，守敌陈国辉部全军覆没。

　　姜立生在攻打龙岩城时身负重伤，被送往福建上杭蛟洋镇医院医治。蛟洋镇地处梅花山边缘，是通往新罗、连城、上杭三县的接合部，境内有风景秀丽的双髻山、建筑奇特的文昌阁。

　　姜立生性格乐观，爱说、爱唱，整天闲不住。上级领导交代他手术后养伤恢复一段时间回家，他想着即将离开部队，便琢磨着把参加红军后及三打龙岩时一路所经、所见、所闻、所思，写成一首能歌唱能诵读的诗，工工整整书写在木板隔墙上。

　　这是闽西第一家红军医院，傅氏祠堂有200多年历史，建于1722年，系土木结构，平房，共有大小房间40余间，群山环抱，古木参天，空气清新，既便于伤病人员疗养，又便于隐蔽。

　　那天，行走看望中，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江华一行人注意到了书写在病房木板墙上的诗，停下脚步看了一遍，又饶有兴趣地读了起来，此时江华身旁已经围了一大群战士，大家纷纷笑指着躺在床上的一名伤员：“是他写的，他叫姜立生——”

　　姜立生腹部受重伤，手术后已经在好转中，他挣扎着立起身子向江华等人敬礼。江华笑眯眯地走到姜立生面前，拉着他的手，同他亲切地聊天。

　　“你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

　　“我是江西宁都人，叫姜立生。我原来叫姜贤文，今年春报名参加红军时改了个名字。我们不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嘛，我就拿共产主义的‘產’字拆分开来，改名叫作立生的。”年方十八的姜立生虽然略带几分羞怯，但说话倒也干脆利落。

　　“名字里面有理想有信仰，改得好嘛。”江华轻轻拍了拍姜立生的肩膀，爽朗地说：“小老表，你的诗写得不错哟，以后多写一些宣传宣传。我们的红军就应该这样，不要因为一时带花、生病就垂头丧气，要提起红军精神，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你们看我的气色如何？其实我也是病魔缠身，我们可以说是‘同病相怜’。身体当然重要，但精神支柱更少不得的啊！”

　　喜爱诗的人，在哪里都能寻找到诗的轨迹。回到家乡后，姜立生立即参与组织“打土豪、分田地”，黄陂区的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成为宁都县最早完成分田地任务的先进。1931年9月，姜立生升任黄陂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令人始料不及的是，随着反“围剿”形势恶化，苏维埃政府进入游击状态。在一次转移到黄陂区偏远的南坑村时，姜立生被一个坏人认出告密，遭敌抓捕杀害。

　　墙壁上的红军史

　　留在墙上的文墨和颜色，都成为可圈可点的红军史。

　　红三军团来宁都的第一站，就是小布镇木坑村韶坊村小组。韶坊，是红军第一次反“围剿”由退却转为进攻的一个重要节点。

　　当时，红一方面总部设在11.2公里外的黄陂，打头阵的红三军团则像一枚钉子一样钉在了韶坊。苏区时期的韶坊是一个乡，集市繁荣，三条商道在此会聚：向西不到一公里是小布，从小布翻越雩山就是永丰；向东北是洛口，再向前是广昌；向东南是黄陂，顺流而下可达宁都县城。韶坊，可以说是一处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是对敌作战第一道屏障。

　　“韶坊现在只有8栋祠堂了，可当年有21栋，全部是张氏祠堂，住满了红军。”韶坊村党支部书记张杨峰对于往事，如数家珍：“我们客家人，本地的祠堂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族祠，只供祭祀祖先神灵，平时不住人；一种是众厅，族中的分支所盖，厅堂比族祠小，厢房却比族祠宽阔，要住人的。红军不扰民，指挥机关一般驻扎在族祠，而部队战士就在众厅的厅堂里打地铺。”

　　张杨峰一边讲，一边领着来访的众人进入一座祠堂。见有客人进来，一位70多岁老人起身热情招呼。老人名叫张扬善，从小住在这里，是听着红军故事长大。他说，红三军团是1930年12月1日来韶坊，住了半个月，12月15日又机动到东山坝坪田。“那次红军在这里住了十几天，红三军团的军团部就驻扎在村中间的仲霞翁祠，天天都出队练兵。”

　　仲霞翁祠是一座张氏祖祠，我们赶过去时，看到有村民正攀在屋顶忙碌，将房瓦揭开，把腐朽的椽条、桷子拆下。张扬善解释说，这祖祠建筑的年代和“九世攸居”差不多，也有200多年，长期不住人，瓦面常常漏雨，木构件很多都已腐朽，眼看就要坍塌了，村民凑钱，打算将整个瓦面换成水泥瓦，也换掉一些梁柱。“祠堂的主体还是尽量不动。”张扬善指着墙上依稀可辨的红军标语说，“你们看，这些标语都还在。”

　　所指处，祠堂西面约4米高的墙上，用石灰浆写着斗大的标语：“白军替军阀当炮灰  红军替工农打仗”，标语气势恢宏，横贯整面墙壁。

　　说到标语，还有故事。

　　当年，成千上万红军在祠堂借宿，虽然地方党组织事先打过招呼，老百姓还是紧张，怕不好相处，一不小心得罪当兵的。几天后，看到红军纪律真的好，不欺负人，像挑水、劈柴、扫地搞卫生之类的事情，都是红军战士包干了，老百姓就开始真心拥护红军，看见居住在此的红三军团下辖红八军6师政治部的人员写标语，祠堂里的群众也搬凳子、递扫帚、借楼梯，主动上前帮忙。

　　红军写标语，日日有村民围观。有的村民看着手痒痒，也来写标语。有一条标语蛮有味道，是村民写的，把彭德怀的名字都写错了，写成了“彭德还”。

　　张扬善兴致勃勃，又带众人绕过大水塘来到一座祠堂。“这一栋房屋叫‘九世攸居’，是乾隆年间建造，距今250多年，算得上文物了。”祠堂分上下两进，张扬善领着众人绕过天井往上厅走。上厅左右两面墙壁，白色的膏灰已经在流逝的岁月中渐渐变成灰白，斑斑驳驳都是标语。仔细辨认，左墙靠立着的禾秆、竹耙等农具之间，清晰可见一行歪歪扭扭墨汁竖写的标语：“欢迎军长彭德还（怀）”。

　　“这条标语的写作者是谁呢？！”从熟悉程度、书写水准来看，书写者可能是一名识字班或农民夜校的初学文化者，是一名苏维埃乡村干部或少年先锋队队员。大家推测，写作者很可能是一个名叫张华诚的人。张华诚土生土长在韶坊张家宗祠，是最早的小布区韶坊乡少年先锋队干部。几次反“围剿”，他积极参加上级布置的各项拥军支前工作，无论是打土豪分田地，还是上夜校学文化，都起到带头作用。尤其是在乡里工作期间，按照上级布置的任务，他书写过许多红军标语。张华诚1934年7月参加红军，长征路上三次负重伤，曾任某部团长、延北独立支队支队长、北窑军区兵站政委、华北军区后勤部办事处政委等职，离休后，1986年在银川病逝。

　　还有一个推测，标语的书写者更大可能则是陈方仁。陈方仁也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住在几百米外的木坑村小组，那边有6座陈氏宗祠。那些祠堂，也曾林林总总，有许多红军标语。

　　陈方仁敢把标语写入张氏祠堂是有原因的。他1919年出生，年纪比张华诚小一轮，13岁参加革命，担任了洛口县小布区韶坊乡共青团团支部书记。那时的他，天不怕、地不怕，但凡上级下达命令，他都冲锋在前。虽然在夜校里识字不多，字也写得不好，却“胆大妄为”，书写了不计其数的红军标语，留下不少错别字。1934年5月，年方15岁的陈方仁便参加红军，在红三军团五师卫生队当司务员、陕北游击大队二支队特务员。17岁那年，他战斗中与部队失散，流浪漂泊在四川黄金县黄金乡一带打长工。新中国成立后，陈方仁返乡，回到这片土地，耕作劳碌，担任过生产队长、村委会主任……

　　张、陈两人，究竟是哪一个呢？面对我的追问，张扬善笑了，布满褶皱的脸上露出几分羞涩：“我还不能肯定。”（卜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