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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山村的红色记忆

来源: 赣南日报
2024-10-16 11:56

  出瑞金城,往西行。云石山脚下,在赣江源头大小支流的环绕下,坐落着一个红色名村——丰垅村马道口。

  我来丰垅村马道口,是为了探寻90年前中共中央在这里,为红军长征突围转移作筹划、准备工作的那段至今难以忘怀的历史。

  在查阅史料和在丰垅村寻访的时候得知,1934年10月10日晚,编入时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二野战纵队(亦称“中央纵队”)、代号为“红章”的中共中央、中央机关等参加突围转移的人员,向集结区域开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因而丰垅村马道口被当地人誉为“长征第一村”。

  红色的旗、红色歌、红色的云……丰垅村马道口的一切浸染着红色的记忆。站立在丰垅村马道口广场上那块“长征第一村”巨型牌下,我的思绪飘飞在赣江流过的漫长时光中。

  时光回溯到1934年7月,时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最为激烈的时刻,为安全起见,中央所有党、政、军、群领导机关都从沙洲坝迁移到群山环抱、地形隐蔽的云石山下。中共中央政治局迁驻在丰垅村马道口的梁氏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迁驻在云石山古寺,中革军委迁驻在田心村。

  1934年4月底广昌失守后,因形势日趋恶化,红军坚持内线作战打破敌军“围剿”已十分困难,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便开始考虑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问题。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中回忆:“1934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做一次战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也说:“5月初,我受中央委托草拟了1934年5至7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这个计划是以军事委员会决议的三个观点为基础的,这三个观点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可见,从1934年5月起,当时的“左”倾领导人,已经提出战略转移的问题,只不过一直举棋不定,直到9月初对打破敌人“围剿”已完全没有希望后,经共产国际同意,才开始部署战略转移。

  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回望这条红军用穿着草鞋的双脚踩出的“红飘带”,人们不会忘记,90年前,中共中央在这里为红军突围转移作准备工作的峥嵘岁月。

  梁氏祠这一中共中央政治局旧址,如今已开辟成一个纪念馆,叙述了90年前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项英、陈云等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革军委领导人,带着沉重的心情,在这里筹划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前的兵员、物资、干部等方面的方案而日夜忙碌的历史。

  周恩来是中央红军长征的策划者和指挥者之一,对红军长征的胜利,起到了别人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1934年7月,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前进;红六军团退出湘赣边革命根据地,调动国民党军队尾随其后,追赶红军。上述这两步棋,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何长工传》一书中记载,1934年10月初的一天,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奉命来到丰垅村,周恩来对他说:“‘南天王’陈济棠(国民党军‘围剿’南路军总司令、粤军军阀)电约我们,要举行秘密军事谈判……商定派你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潘汉年为代表,到陈管区寻乌附近和陈派来的代表举行密谈……”10月5日,双方经过反复协商,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必要时可互相借道五项协议。当红军西征时,陈济棠基本执行了上述协议,让开大路20公里,在他的防区内没有对红军进行堵截。这为红军通过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周恩来下的这三步棋,为中央红军突破敌军包围圈,实现战略大转移起了重大作用。如果没有这三步棋,中央红军突围就会受到强敌的阻击,不可能突破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实现战略大转移。

  从云石山古寺到梁氏祠,光滑的青石上仿佛还留有串串马蹄印,宛若时光的页码,沧桑而悲愤。当年,毛泽东以大局为重,多次从住地来到这里,接二连三向博古、李德献退敌之策,但他的遭遇恰如当年的辛弃疾,“却将万宇平虏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然而,毛泽东对革命事业的追求矢志不渝,他仍时刻关注战火硝烟的军事斗争,亲自到前方督导战事,以尽可能地减少红军的损失。

  山城会昌,是粤北赣南之间来往的要道,它距瑞金不远,是中央苏区的南大门,是粤赣省苏维埃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在第五次反“围剿”日趋紧张之际,毛泽东多次来到这里。在他的领导下,南部这边战线会昌“风景这边独好”,与北部战线遭受严重挫败的形势形成鲜明对比。

  1934年9月初,毛泽东来到于都县,带病深入到茶梓、小溪、罗江等地,为红军选择突围路线。后来,中央红军就是按照毛泽东选定的路线,架设浮桥,顺利地渡过于都河。

  有一件事,还特别值得一提。在云石山古寺,毛泽东花了近1个月的时间,写了《游击战争》的册子。红军大转移时,这本册子下发到了各部队。

  其实,中央红军长征准备工作虽然只是在“三人团”中秘密进行,没有在部队和地方领导人中进行必要的解释和动员工作,甚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讨论过,致使准备工作很不充分,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建立健全各级指挥机关,在补充兵员、物资和部署游击斗争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中共中央在这里做出猛烈扩大红军、建立新的兵团、进行粮食和武器弹药等物资准备的决定后,苏区各级党和政府迅速展开了空前紧急的粮食、草鞋、食盐、棉被、军用器材等的筹集工作。当年“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的红色歌谣,正是苏区人民革命精神的写照。苏区人民为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补充了大量兵员、物资,伟大苏区精神在红军突围转移前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和细节中得到生动呈现,充满了穿透时空、打动人心的力量。

  梁氏祠是有记忆的。在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在这里决定,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后,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为办事处主任,掩护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统一领导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继续坚持斗争。

  金色的太阳,如一盘盛开的向日葵跳出地面,天地间瞬间晴朗剔透。伫立在丰垅村村口的瑞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前,翘首凝望,纪念碑主体为前后稍扁的方菱形,呈现“剑”的造型,寓示冲破敌人封锁,把革命的火种带出包围圈。纪念碑座上的一组铸铜人物雕像,真实地再现了红军将士昂扬的气势和必胜的信念。

  此时,我耳边响起美国作家、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的感慨:“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为理想活着的人,就是这种精神被高度唤起的人。”回望中国共产党带领红军排除万难,用巨大牺牲换来的这一伟大胜利,我不禁对丰垅村马道口充满敬仰。

  世事沧桑变幻,伟大长征精神永存。

  (宋海峰)

[责任编辑: 李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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